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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郎骑竹马来 by 红酥手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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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酥手贱


婚礼那天的清晨,六点多钟,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个号码我存了好多年,它是东平服刑的那座监狱门前那个公话亭的号码。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真的闪烁在我手机的屏幕上。我从宿醉中惊醒过来,只听到电话那边说:小琼……你能不能来接一下我?

       熟悉的声音,生硬的语调。琼听起来像是“夋”,东平的声音低沉极了,句末的转音依然那么生硬。那是西北方言与普通话交织的神奇产物,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话。一瞬间我无比懊悔,我的宿醉本是盼望着撑过今天一切难熬的场面的。我问:东平哥,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他笑了:我立功了,减了刑。昨天就出来了,只是你关机了。

       我的心猛地揪痛了一下:那你昨晚去哪儿了?

       他幽幽地说:哪儿也没去。快来吧,你再不来我就要冻死了。

       电话挂掉了,我查看着手机,果然有他的来电提醒,三个。我想起了他说过的话——如果你给一个人打了三个电话,他都没有接,过后也没有给你打回来,那就一定不要再打第四个。

       我的脸上不自觉地浮起了笑意。

       我没敢把车开得太快,体内的酒精还在跟我的大脑争夺着控制权,而且,路上有积雪。下楼的时候,我和前来上门服务的化妆师擦肩而过,好在我压低了帽子,她并没有认出我来。清晨的高速路,只有无数超载的大货车在应急道上慢悠悠地蠕动。我一人占据了两条车道,骑线而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东平,这个名字又一次填满了我空荡荡的胸腔。每一次与他重逢,都像是劫数一般。只要在他身边,不,哪怕是只要想到他的名字,我的大脑就会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我的喜怒哀乐完全为他的一颦一笑所左右。



       半小时后,我到了。高高的大铁门,下面蹲着一个人,头埋在膝盖中间。我的心脏狂跳起来。我用尽量客观的目光打量着他,一套洗得泛白的运动套装,来自于一个早已倒闭的国内三流小品牌。那是好多年前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后来,他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进去”的。一只褪色的军绿双肩包放在一边的地上,鼓鼓囊囊的。这书包我也有一只同款,那是东平用他的奖金买下的,只是我的那一只早已不知去向了。他剃了头,乌青的脑袋。尽管我已经在无数次探视中目睹过他这个崭新的形象,每当我回忆起他时,眼前浮现出的却还是年少时他留长发的样子。

       我按了两下喇叭,同时拿出手机查看了一下。手机一路上不停地在响,上面有化妆师和唐骏打来的好几个电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关机键。

       东平循声抬起头来,狐疑地看了半天。我只好把脑袋探出窗口,向他招手。他缓缓地站了起来,笑了。

       抓起包,小跑两步,上了车,他对我说:我还怕你不来呢!

       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又轻松又愉快。我说:我怎么会不来呢!要出来了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儿呢?

       他说:哈!提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出来啊!再说,谁知道你会关机呢?

       我沉默了,鼻子酸了起来。东平的语气中有着那么明显的客套,仿佛我们之间隔了千山万水一般。我的确是从不关机的,那是因为我怕会错过他的电话,不论是求救还是别的,我都生怕错过。这个习惯已经好多年了,哪怕是他已经“进去”了,我也没有改过来。

       命运仿佛充满恶意,在我人生唯一放肆的一晚,我果然错过了他的电话。饶是如此,我在醉倒之前还是记得打开了手机——那是几点呢?肯定超过了零点。

       我问:冻坏了吧?一边把车里的暖气调高。

       他伸出手来,笑道:你试试!

   我看着他的眼角漾出皱纹来,即使在大笑的时候,他的眉心也是紧锁的,两道等号一样的竖纹完全不肯褪去。我惶恐地看着他,他似乎已经开始变老了,属于他的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身后这座似乎永远不会开启的铁门。我握住了他的手,像冰一样冷,像砂纸一样粗粝,完全没有皮肤的质感和温度,只有阵阵颤抖传来。我的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



       我认识东平仿佛已经有整整一生了。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戴着红领巾,梳着两只小辫子。那是五年级吧?刚开学不久,运动会过后,操场上一片狼藉。早看我不顺眼的班主任,让我独自清扫掉整个班级制造的垃圾。很多零食的包装袋,随风飞舞,好似一种不怀好意的游戏邀请。

       东平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就是一副救世主的姿态。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个子很高,校服的裤角露着一截小腿,脚踝的骨节突出着。

       东平的眉眼里有一种小亚细亚人的精致,不过当时我只能感觉到模糊的异族风情。他的瞳色很浅,是一种清透的黄绿色,这让他的眼神看起来总是很悠远。后来他说,据说,他的家乡曾经接纳过一只流落的罗马军团,因此后人都有了混血的基因。

       他夺过我的扫帚和簸箕就开始扫地,扫得又快又干净。我站在一旁,有些懵了。东平干起活儿来很利落,很快,我们班的“领地”就变得干干净净了,他开始端着簸箕往垃圾台走。从操场到垃圾台是很长的一段路,我一时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上去,犹豫了一下,小跑几步,还是跟了上去。

       他回头,咧嘴一笑:你不就是每次在晨会上念诗的那个小姑娘吗?

       我抿了抿嘴,问道:你认识我啊?

       他说:只知道人,不知道名字。

       我说:我叫李琼,琼州海峡那个琼。你叫什么啊?

       他笑了笑,问道:你怎么把你们班头儿给得罪了?

       我说:唉,别提了!

       他就又是一阵大笑。



       那天他一直陪我走到我家的楼道口。我们谈了很多,可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其实谈了些什么我早已忘记了,留下的只有一些模糊的感觉。东平整个人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即使在他咧嘴大笑的时候,那种距离感仍然清晰地存在。

       我在学校里是个不爱说话的人,连一两个可以结伴去上厕所的朋友都没有。东平闯入我的生活,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强势态度,这给了我莫大的新奇感。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他就等在楼道口,书包背在右肩上,晃荡着。我问:你干嘛呢?

       他答:等你上学。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并不同路。那时他已经陪我上学放学整整一个学期了。那时学校的早自习极早,七点钟还没有踏进教室就算迟到了。我们两人的家在地理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几点起床,又是几点赶到我家楼口的。

       我有一辆自行车,只是没有用来带人的后座。那是一辆带横梁的28老凤凰车,即使把车座放到最低,当时的我坐在上面时,脚尖还是接触不到地面。不过,这也练就了我高超的车技。其实我家到学校的距离,骑不骑车需要的时间都差不多。这是因为去车棚停车需要的时间,正好可以弥补步行多占用的时间。可是自从东平来等我上学,我就每天都骑车了。有时候我带他,有时候他带我,横梁很硌人,不过我们慢慢都习惯了。其实主要不是为了上学,而是为了放学后可以跑到更远的地方去玩。

       我们常常去郊外,路上骑得飞快。那是一片荒地,远处一条严重污染的小河或者叫小溪流过,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毫无观赏或者游玩的价值,甚至可能还有安全方面的隐患。可是当时我们太喜欢那里了,简直乐此不疲。狗尾巴草可以编成花环,偶尔捉住的瓢虫握在手心,互相猜背上到底有几颗星星。冬天的时候,天黑得很早,我们一起仰望天空,太阳和月亮都挂在天上,星星们若隐若现,那感觉奇妙极了。

      现在说起来有些赧颜了,我们都喜欢诗词,他钟意李白,而我独爱李义山。我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在黄昏时刻大声背诗。他的普通话并不标准,可是韵律感极佳。他说李白也是西北人,就应该有这样的口音。

       诗里那些朦胧的段落,我们总是含混地背过去,似懂又非懂。

       后来我们又喜欢上了词曲,东平那一本破旧的全宋词被翻得散了页。

       我至今保留着他抄给我的雨霖铃。

       多情自古伤离别。

       除了背诗,我们也喜欢天马行空地瞎侃。东平的老家在小城下面的一个小村子里,他有许许多多的传承自村里最老的老人的故事,每一个都精彩万分。而我的回报是来自童话书和十万个为什么里面的那些奇谈怪论。

       东平的手极巧,能够把草杆变成一切小动物。他总是一边说话,手底下从来不停。他送给我许许多多草编的小物件,每一件都堪称艺术品。



       东平比我高一级,所以很快就毕业了。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从来不告别。寒暑假我们是不见面的,他要回到他乡下的老家去,而我要回到大城市的父母身边去。就像候鸟一样,只有开学才能重逢。

       可是,第二年开学后,没有想象了一整个假期的重逢。我没有在楼道口见到他,后来也没有在学校里见过他。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他已经毕业了。我跑到小城唯一的初中去,等在校门口,等了很多天,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知道了,那所初中有前后两个门,我一直等在前门,而东平一直从后门出入。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了辞典里“失魂落魄”这个词的概念,当然,也顺便明白了“食不知味”、“辗转反侧”这一类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滋味。那是一种无关爱情的牵挂,却更为纯粹。孤独的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上,一刻也不能摆脱。东平就像我生命中的一颗流星,那也是我第一次对离别有了直观的感受。

       东平在副驾上使劲搓着手,他的声音里满是歉意:冰着你了?

       我听到他的肚子在咕咕响。我擦掉眼泪,问:东平哥,你想吃什么?

       他说:不管什么,快的就行,我从昨天中午就没吃过饭了。

       我问:啊?怎么回事?

       他说:哈!别提了,里面有个看我不顺眼的条~子,妈~的小子七扣八扣,扣了我所有的钱!我就剩几块钱给你打电话了!

       我又是一阵深深的懊悔。

       我们到了一家面馆,他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一碗面,还意犹未尽。

       我说:等会儿再吃,猛饿猛吃,你要生病的。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略有点儿阴阳怪气地说:小琼终于学会关心人了啊!



       五年级期末考试后,东平陪我回家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离别的意思。我们的话题才说到一半,还记得我们讨论的是薛王。一整个假期,我都泡在图书馆,把相关的史料翻了一百八十遍。可是,直到整整一年后我才再次见到他——当然我也升入了小城唯一的初中。

       他又长高了,变得更瘦,整个人的轮廓更深邃起来。他做了旗手,在升旗仪式上负责展开国旗。国歌声里,大家肃立着。我在队伍里踮起脚尖。眯着眼睛还是看不清他的五官,那时我已经开始近视了。

       训话结束后,我磨磨蹭蹭地往回走,很快落在了班里大部队的后面。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后面喊我:小琼!

       我回头,看到了熟悉的笑容。他的嗓音变得非常低沉和陌生,不过语调里的亲昵并没有改变。

       从那天起,我们继续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当然,还是他陪我。他又说起薛王,中断的思绪马上连了起来。周末我们还是去老地方瞎逛,中间这渺无音讯的一年,被我们心照不宣地忽略了。



       有一个周末,我突发奇想要去他家里玩,因为我知道他一直是一个人寄居在城郊的。他犹豫了一下,就带我去了。自行车走过城里的柏油路,开始走在郊区的石子路上。他说:坐稳了啊,这路不好走。

       我死死抓住车把,提心吊胆地跟无数奇形怪状的大车和拖拉机擦身而过。

      到了他的家,我傻眼了。一间小小的红砖房,集合了厨房、书房、客厅和卧室的所有功能,其中还有一半堆着满满的属于别人的杂物。不过,房间很整洁,桌子上一尘不染,青砖地也扫得光亮。

       东平拎着一只水壶,说是要打些开水来给我喝,就出门了。

       我开始打量一切。他的衣服,只有两套,都挂在墙上。而墙上,糊着报纸。墙角有一只大箱子,敞着口,里面整整齐齐摆着一箱书。我在每一本书脊上都看到了一个大写的D。后来,我知道了,那是他做乡村教师的父亲留给他的遗产。

       我走到应该被称为“灶间”的区域,掀开锅盖,看到里面空空如也。再打开饭盒,里面是一个被掰开的干馒头。我想到他刚刚在校门口请我吃土豆片时的情形,心里突然一阵悸动。桌上放着一只细口的大量杯,里面装满了水,这东西不知为何跟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东平打来了开水,把一只罐头瓶涮了又涮。他说:不知道会有客人来,我只有这一只杯子,委屈你将就一下了!

       说完,他先倒了一点开水预热,把瓶子在手里转来转去让脆弱的玻璃均匀受热,然后再倒满半杯。开水在罐头瓶里冒着热气,我早已经口干舌燥,于是捧起桌上的那只量杯,想兑些凉水进去。

       东平连忙说:别倒,那是自来水,你喝了要闹肚子的!

       我把量杯放回原处,缩回手,问他:你怎么喝自来水啊?

       他张了张嘴,说:小时候喝井水习惯了——自来水还比井水要甜呢。说完,又笑笑:在这儿,有得喝就不错了!

       我们对坐着等水凉,我突然很后悔跑来了这里。东平在对面硬撑着的样子,让我感觉难过极了。

       终于他说:哈!……跟你想得不一样吧?

       我反问:你知道我想什么啊?

       他说:别打岔,小琼,如果你不愿意再跟我做朋友了……也没关系的。

       我瞪着他,半晌,端起那只大量杯,狂灌了一气自来水,然后,抹抹嘴,自以为豪气冲天地对他说:我愿意永远跟你做喝自来水的朋友!

       他笑了,我也笑了,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直到流出眼泪来。

       那时的永远,那么遥远,因此说起来底气十足。

       东平拿出一副象棋,开始教我下棋。

       马走日,象走田。

       棋子在夕阳下拉着长长的影子,他捉着棋子的手指被阳光镀上了金边,因此变得半透明起来。他盯着棋盘,我盯着他的眼睛。在阳光下他的瞳孔是半透明的,光与影交织成瑰丽的画卷,他的眼眸里仿佛有一整个宇宙。那情形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后来,我果然拉了好几天肚子。



       不知何时起,我突然有了很多朋友。也许是六年级暑假妈妈从日本带回的衣服和文具起了作用,亦或是我的成绩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总之,我身边突然多出了很多人。对于这些人,我只感觉到自己的时间被瓜分了,感到厌倦,时常皱着眉头恶声恶气地呵斥她们。可是我这种姿态却让更多的人以跟我交了朋友为荣了。人真是奇怪的动物。    

       东平开始站在暗处等我。有时回家路上也有甩不掉的“朋友”,东平就远远跟在后面。

       我问:你干嘛躲躲闪闪的?

       他嬉笑着,半真半假地说:哈!我怕给你丢人哩!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

       他挠挠头说:你那些朋友一个个都那么光鲜,我……

       我打断他: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东平,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



       这话说完没几天,我就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个女孩。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娇小、活泼的女孩。我们在走廊里迎面相遇,他为了躲避那个女孩的追打,差点把我撞倒。我问他:这是谁啊?

       他揽过女孩的肩膀,大大咧咧地说:我马子!

       女孩挣脱他,清脆地笑道:去~你~妈~的!

       一个说脏话的女孩,一个美丽的女孩。虽然是玩笑,却真真切切地刺痛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接触任何一个女孩的身体,任何一个。

       我转身就走,回到教室,趴在桌子上哭了整整一节课。

       放学后他还是来等我回家,我连自行车也没有取,偷偷从后门溜走了。



       第二天早上,他等在楼道口,我从二楼的阳台翻到另一个楼道走掉了。课间,我看到东平在他们班门口罚站,他肯定是迟到了。我们这样捉了一个星期的迷藏,他终于堵住了我。他问我:我怎么惹着你了?

       我说:没有啊!话音未落,不争气的眼泪就滴了下来。

       他说:你到底怎么了?

       我心里一阵五味杂陈。年少的心,敏感的心,一句话就有一万种的解读,每一种都指向模糊但残酷的结论。我问:东平,我是谁?

       他说:咦?难道你忘了自己名字了?

       我厚着脸皮脱口而出:东平!我是你的谁?

       就因为这句话,后来,他一直说,是我先向他表白的。但是当时,他嬉皮笑脸地回答说:哈!你是我妹啊,辈分没错吧?

       十个字,我像记仇一样记了小半辈子。我以为他会说我们是朋友,可是他油滑的、避重就轻的回答让我深深绝望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喊他“东平哥”,到现在都没有改口。



       我们在面馆坐了很久,他说:不让吃,能不能也别让我闻了?你这么折磨我,对得起一个改过自新的好公民吗?

       他的用词又陌生又奇怪,我转身又买了一碗面给他。他挑着面,没有那么狼吞虎咽了。我看了看店里的大钟,九点多了,我想象着接亲的人是不是已经到了宾馆,爸爸妈妈是不是该着急了呢?爸爸有高血压,最怕生气,我是不是该打个电话回去呢?唐骏又会怎么样呢?我还从来没见过他着急上火的样子。

       唐骏,基本还是一个陌生人。  

       东平突然抬起头问我:小琼,你说我也开一家面馆怎么样?

       我张大了嘴,半天才问道:怎么突然想开面馆了?

       他说:我在“里面”弄到了一个调汤的秘方。

       我笑得要岔气。

       他正色说:我是认真的。小琼,我终于想明白了,如果……如果你还肯等我,给我三年、不,两年时间,我起个誓,我会风风光光的娶你的!

       我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



       我的自行车丢了。放在学校的车棚一个星期没取,于是丢了。不过,我并不在意。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变成了一具空洞的瓷器,然后又被风化成了一堆碎片。我的座位在窗边,窗外就是操场。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第三节课,是东平他们班的体育课。我长长久久地瞟着窗外,后来,我的眼睛开始有些外斜视,可能就是那时造成的。

       东平在人群中很好辨认,他比其他人都要高出一大截,而且总是穿着一件颜色非常奇怪的运动服。后来我知道了,那是他爸爸年轻时穿过的衣服,红蓝配色,有着一种悠远的年代感。我看着他,他毫不知情。这让我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人类本能的窥视欲,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谴责的。他和大家一样围着操场跑圈,一圈又一圈。不知怎地,我有些生气。我总觉得东平应该跟大家不一样,他不应该跑圈,应该站在一边或者飞起来——那段时间,我患得患失地要发疯。



       东平没有读完初中。他最后一次等在我家楼道口,那是九月三号,星期一,初三第一学期开学第一天。他对我说:小琼,你能陪我翘一个上午的课吗?

       一个暑假没见,他更瘦了,整个人变得黝黑,他说是因为在家一直干农活儿的缘故。他的脸上一片愁云惨雾,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说:走走再说。

       我们一直走到郊外去,老地方。走了好远的路,碰巧那天我为了贪漂亮穿了一双带跟的鞋子,我的脚在半路上就疼了起来。如果是往常,东平一定会发现的,可是那天,他魂不守舍地厉害。

       不过,这比起东平告诉我的话,就不算什么了。我们终于走到了,没想到“老地方”正在挖坑填地基,我们只好绕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一个缺口,翻了进去。我们并排坐在一个土台子上,东平随手拔下一根小草,把茎部放在嘴里嚼着,半天,说:我妈让我不要读了,说反正我的成绩也不好,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不如早点赚钱,以后好供东明读书。

       东明是他的弟弟,在乡下上小学,我在周末见过他两三次,他完全就是一个小号的东平。我目瞪口呆,半晌,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可是……国家有九年义务教育的啊!

       他笑了:哈!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老家从来没上过学的孩子一抓一大把!

       我问:那你要去哪里呢?

       他说:反正我不会离你太远的!

       我的眼泪顿时要涌出来。可是马上又察觉出也许这只是一句敷衍的回答,想不到后来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实践这句话。

       我们看着正在被围起来的荒地,一个时代就那样结束了。



       过了没几天,我的那帮“朋友”告诉我,东平在学校门口那个面馆里当了捞面工。她们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纯真的残忍,说完还仔细观察着我的表情。

       我又一次翘了课,跑到面馆去,十点多,食客不多。东平穿着白褂子,带着白帽子,站在灶台里面,很是像模像样。我机械地开了票,把那张薄薄的小票递给他。他一愣,然后就笑了。

       我吃着那碗面,筷子一搅动,大量的牛肉块从碗底翻了出来。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何时做了这小小的手脚的。我吞下了那些牛肉块。东平装作无意路过我的桌子,把一张字条留在了上面。

       我攥着那字条,一直等跑到学校女厕的隔间里,插上门,才打开了它。墨迹因为未干有些沾染了,上面熟悉的笔迹写着:

       小琼,我说过我不会离你太远的,现在相信了吧?(这句话后面还画着一个很丑的笑脸)你每天都来吃面吧,我给你多放肉。你太瘦了,应该多吃点肉。不过,我现在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晚上七点就要睡觉了,以后就不能陪你上学放学了,你一个人路上一定要小心,过马路一定要左右看,记住,两边都要看!

       那字条渐渐有了些被油渍的感觉,我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一股面卤的味道。我突然特别想哭。

       后来,我每天都早起半小时去吃面,东平慢慢地开始把纸条藏在面碗下面递给我,我接过碗,感觉到碗底那纸条的触感,他的眼神并不与我接触。我端着面,找到座位,然后把纸条揣进兜里。碗底总是藏着大量的牛肉块。藏纸条和偷偷加肉这两件事,我始终都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做到的。东平有着无与伦比的手速。

       我总是坐在面对他的座位上,他时不时地忙碌着,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面馆伙计。而我挑着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平平常常但是吃得磨磨唧唧的食客。东平的纸条就待在我的兜里,这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

       我保留着那些纸条很久,编了号,一张张捋平了保存起来。天知道那个鞋盒子是怎么经历了无数次的颠沛流离的。可是,这东西最终还是被我妈妈付之一炬了。东平写他的一切,写下铺打呼噜的老师傅是多么让他绝望,也写煮肉时壮观的景象怎样震撼了他,还写老板是怎样买到了便宜肉并提醒我这几天不要去吃面,当然,写得最多的还是形形色色的食客和他幻想出来的他们的故事。只是,他的话题和目光都再也不会离开面馆,什么唐诗宋词和一千零一夜,似乎已经离他的生活很远很远。那时的我,已经悲哀地意识到,东平似乎完全被禁锢在了这小小的面馆里。



       我的“朋友”们问我:你怎么还跟那个东平来往啊?

       又说:多丢人啊!

       我说:你们知道吗?整个面馆里,只有天分最高的人才能当捞面工。因为要记人、记面,还要记顺序,一个都不能错。而且手底下还得稳、快、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她们就笑,笑得让我想在那些笑脸上面狠狠踏上几脚。可是,最终我只是恶狠狠地瞪了她们几眼。

       我得罪了所有的“朋友”,又变成孤家寡人了。不知道哪个记仇的,告诉了面馆老板东平多给我肉的事。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言多必失,东平提醒过我,关于这件事一定要守口如瓶,可是我把它告诉了所有的“朋友”,仅仅是为了炫耀一下。

       那天我刚从东平手中接过面碗,老板突然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他抢过我手中的碗,对我说:小姑娘,不好意思了,你吃下一碗吧,这碗不干净!

       与此同时,东平被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一把拉开。我的手里攥着纸条,心跳得咚咚响。那男人又给我盛了一碗面,我机械地端走了它。等我把面放在桌子上,东平和老板都不见了。



       大家都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奇怪的人了——一个不动筷子,另一个连吃了三碗面。东平柔声问我:不知道以前你跟我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了?

       我努力回忆着,我说过太多的话,他到底指的是哪一句呢?毫无头绪,最后我只好问:什么话啊?

       他明显地失望了:你都不记得了,那肯定是不算数了!

       店里的大钟响了。十点了。我对他说:咱们等下再说好吗?我得打个电话去……工作上的事,得交代一下。

       他说:现在不是双休日了吗?你怎么星期六也要上班啊?

       我又一次语塞了,想了半天,说:有同事加班,我这里要嘱咐他们一点事。

       他又说:看来我们小琼这是当上领导了?

       我扬了扬手机,对他说:东平哥,等我几分钟,我就回来。



       我跑到面馆外面,刚打开手机,唐骏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等着他挂掉,可是他一个接一个地打,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只好接了起来。

       一听到我的声音,唐骏就吼道:李琼!你tmd死哪儿去了?!

       这是唐骏第一次对我说脏话。我说:对不起,我……

       他说:你别跟我说对不起,早上六点半你就开车上高速了,你这是要逃婚?

       我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爸调的监控!

       我问:你现在在哪儿?

       他说:在XX宾馆啊,难道我也tmd跑了!

       XX宾馆正是我们要举行婚宴的地方。我问:我妈在你旁边吗?能不能让她接一下电话?

       他说:李琼,我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这么毁我?我领导同事全来了,你让我以后怎么混?你哪怕明天就离婚,今天你也得跟我把婚礼好好办了!我再给你半个小时,你不来,就等着瞧!我要让你……

       我按掉了电话,然后马上给妈妈拨了过去。接起来的是爸爸,他咆哮道:死丫头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语速很快,吐字清晰,看来爸爸一切正常,我又按掉了电话。然后,再一次关了机。



       我和唐骏相识不过三个月。妈妈说他好,爸爸也说他好,整个世界都把他夸成一朵花,参照物当然就是东平。

       一年多以前,爸爸问我:你不会真的还在等那个杀人犯出来吧?

       我沉默了,否认过太多次了,我也终于把自己拖成了家里的头号大难题。那天我不知怎地,忽然心一横,就对爸爸说:是的,我在等他。说完,想想,又加了一句:爸爸,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请你尊重我的感情。

       爸爸的眼睛里透出异样的光来。他也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咬牙切齿地说:你要是执意嫁给那个杀人犯,爸爸就在你们的婚礼上一枪崩了他。他一边说一边摆弄着他的枪。

       爸爸是个老警察了,他应该很明白过失和故意的区别,当然,对于东平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合适,这件事爸爸很清楚。可是他就是要混淆起来,等着我去争辩。就像一个圈套。我绕过了它,说:你杀了他,那我也不活了——你还是赔了。

       爸爸又说:哼,你吓唬谁!你王叔叔可就管那个监狱,让他时不时给那个杀人犯来点儿“特殊照顾”,或者干脆让他“自然减员”,那可是我一句话的事儿!

       后来我再去看东平,一连好几次,东平脸上都带着伤,很重的伤。我终于知道了爸爸不是说说而已。那时东平还需要服刑四年。

       我哀求爸爸,是真正的哀求,跪在地上,涕泪交流。爸爸气得浑身发抖,说:没想到我的女儿这么贱,为了个杀人犯下跪!

       终于,爸爸逼着我写下了“今生今世不再见东平”的保证书,还按了手印。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我不再对东平搞“小动作”。

       妈妈就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发生,她没有劝我们任何一个人。

       没等我脸上的泪痕干透,他们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相亲。

       唐骏确实没什么可挑剔的,名校毕业,光鲜的工作,清白的家世。不过,我之所以挑中了他,只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儿像东平,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累,每次见到唐骏就很累。我总对他说:你笑一笑吧。

       在他笑起来的时候,我就狠狠地盯着他看。

       可是他一开口,一切就都幻灭了。略带京味儿的普通话,听起来那么陌生。

       爸爸妈妈说:先订婚吧。

       于是就订了。

       后来,没过多久,家里就开始给我筹办婚礼了。新房,不再有涂料的味道,刷着淡粉色的乳胶漆。唐骏问:这个东西摆在哪里?那个东西又放在哪里?

       我说:都听你的。

       唐骏笑了,他心满意足。

       爸爸妈妈也心满意足。

       那就这样吧,我觉得放弃也挺好,让自己随波逐流,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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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多年以后,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庸懒的仲夏早晨,穿过丝丝跳跃的阳光,你的眼神,如微风一样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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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酥手贱


捞面工东平的最后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不可辨认了,因为在老板与我争抢面碗的时候,完全被浸湿了。东平的蓝黑色钢笔字迹变成了一团蓝黑色的污渍,而我的右手红肿了好几天,只是被烫伤时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

       一连好几天我都彻夜未眠,上课时也一直在神游,直到东平出现在我面前。

       鼻青脸肿。    

       他始终不肯说是谁打了他。我问:那面馆的活计还能做下去吗?

       他说:哈!不干了,我准备学汽修,有个手艺还是好些!

       他一句指责我的话都没说,这让我更难受了。我问:学什么?

       他说:修汽车!

       我又问:在哪儿学?

       他说:不知道呢,我会找个离你近些的地方的。



       卫军汽修店,离我的学校两站地。我办了公交包月卡,每天放学后去找东平。店里的伙计们见到我就起哄,喊:平娃子,你家尕媳妇来了!

       一开始我满面通红,后来慢慢地皮糙肉厚了。东平总是在干活,仰面躺在车底下,平车刺啦一声划出来,他探出脑袋时,总是一张大花脸。咧嘴一笑,只见一口大白牙。

       他的师父,一个大胡子的中年男人,姓徐,这时总是说:去吧。

       东平就洗手、洗脸,然后陪着我出去。他指缝里的黑色油污从来没能洗干净过,后来那油污甚至渗透了他的掌纹。他摊开手掌,一张蜘蛛网一样的掌纹就会显露出来。我曾是个对于指甲的洁净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的人,如今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东平重新定义了很多在我看来是标准或者及格线的东西,再次证明了底线这东西其实并不存在。

       东平渐渐留长了头发,扎一只小辫子。他说长发更适合在车底工作,扎起来不会被弄脏。我从没有告诉过他,那时的他,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那时学校还有晚自习,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晚饭不回家吃,东平和我几乎每天都一起吃晚饭。我们最常光顾的就是路边摊,初三那年我们几乎吃遍了小城所有的路边摊。东平没有什么钱,只有徐师傅想起来的时候会塞给他五块十块。而我的晚餐费也很难让两个人填饱肚子。那时我总觉得东平的饭量很小,他对于我也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我每天都在饿肚子,想来他也一样。一碗浅浅的炒凉粉,两个人经常吃不完,你推我挡,每当回想到这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思念东平的感觉,就是饿肚子的感觉。晚自习,我写着作业,肚子就咕咕叫起来。慢慢地我爱上了饿肚子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不适,这种感觉让我认为东平时刻都在我身边,我们可以分担一切,包括饥饿和痛苦。



       挂掉了爸爸的电话,我回到面馆里面。东平问我: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怎么魂不守舍的?

       我在心里说,是的,我今天本来要结婚啊!可是,我只是挤出一个笑容:没有,我就是早上起得太早了。

        他说:最近我想了很多,我这辈子没对不起过什么人,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个,但还是让我说完——原本以为我没有可能再补偿你了,你不知道,有段时间我过得……每天都……算了,不说这个了,总之现在我出来了,小琼,你别笑我,我……特别想见到你。我……我就想问问你,咱俩……还有可能吗?

       我看着他,又一次想到了爸爸那些狠话和他做的不光彩的手脚。如果东平知道了这一切,会发生什么事?

       东平也直视着我,他的眼神亮闪闪的,却又那么柔和,那么……充满期待。我的大脑飞速旋转着,思考着一切可能性。爸爸会怎样?妈妈会怎样?唐骏会怎样?我又会怎样?最重要的是,东平会怎样?可是我最终说出来的是:你后悔了吗?

       是的,我懦弱地转移了话题。东平的眼睛里那种精光顿时消失了。当然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事,他低下头,半天,瓮瓮地说:不后悔。

       我把玩着桌上的醋壶:东平哥,我到现在都没有想通。

       他说: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通,不过,我不后悔。一切都是命。



       东平并没有杀人,杀了人的是东明,东平给他顶了罪。那年东明在省城上大一,同时带着好几份家教。一天,回学校的公交车上,他捉住了一个小偷。不料小偷还有同伙,他们拉扯着东明下了车,东明一挣,一个倒霉的家伙仰面倒地,后脑正磕在路牙的尖角上面。

       东明躲在一个废弃的烂尾楼里,给东平打电话。那时,东平正在刷房子,地上满铺着报纸。那房子我们刚刚租下,还一天都没有住过。东平接到电话,脸色灰白。所有报纸都被踩乱了。至今我仍记得,他带着一头白灰就去了。

       我隔几分钟就检查一下手机,可是他一直没有打电话来。

       深夜,他回来了,对坐在地上傻等的我说:那人死了。东明杀了人。

       我看着他,我知道还有下文。

       他又说:我准备替他去自首。

       我浑身颤抖起来,指甲都扣进了掌心。我问:你是在通知我,还是在跟我商量?

       他咬了一下嘴唇,说:是……通知你。

       我又问:凭什么?凭什么是你?

       他说:东明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他的前程不能毁掉。

       我说:那你的呢?你的前程怎么办?

       他说:这也是家里的意思。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小明不一样,他……他还有大好的前程。

       我哭道:那我怎么办?

       他说:……我对不起你,小琼……你忘了我吧。

       我大哭:不!

       他说:只能这样了……而且,我妈说,我不去顶罪,她就上吊。

       这话一下子给我了灵感,我攀上窗台,扶着墙探出身子,对他说:你要是去顶罪,我马上就跳下去!

       隔着那么远,我都看到他立刻出了一头汗。他的声音颤抖且嘶哑。他说:小琼!快下来!求你了!快下来!

       我哭道:你先答应我,不许去!

       他沉默了几秒钟,下定决心般说:好,不去了。说完试探着走过来,向我伸出手。

       我把手递给他,不料立刻被他一把拉了下来。他抱住我,颤抖着。过了几分钟,他突然发力,把我的双手反背在身后。然后,他拿出我的手机,我看着他拨通了我妈妈的电话。他任我挣扎着,就是不放手。



       妈妈来了,东平走了。我哭,我闹,我绝食。毕竟,小时候我们没有一起生活过,妈妈对我的容忍度很快达到了极限。她把我送进了医院。轻度竭斯底里症。我被注射了镇静剂。后来每天吃一大把药。慢慢地,我不仅忘记了东平,甚至连我自己是谁都快忘记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变得沉默,无缘无故地就感觉到很快乐。于是,大夫告诉我妈妈,我痊愈了。

       我回到请了长假的单位,那时我在一家三流杂志社做美术编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方块字掐头去尾放进格子里,然后P掉别人图片的LOGO拿来当成自己的用。工作简单极了。

       我也回到了那间出租屋。东平的一切印记都被妈妈抹除了。只有那刷了一半的墙,还有早已干涸的大半桶涂料,还在挑动着我回忆的神经。涂料的味道,正是东平那一晚头发的味道。潮湿、刺鼻、亲切。我重新拎回一桶涂料,一个人刷完了房子。我挥动着滚筒,记忆大段大段闪回我的脑海。

       那是停药的第三天,深夜,我从噩梦中惊醒,一切曾经历过的记忆都回来了。东平,他在哪里?我拨通了东明的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东明问道:姐,你……出来了?

       听到他的声音,我万念俱灰。我问:你在哪儿?一边问,我一边穿上大衣。

       他说:我在街上。

       我问:具体在哪儿?

       他突然哭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姐,我在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我找到了东明,他在深夜的街头游荡。他说:姐,我想死。

       我问:东平呢?

       他抬头看我,满脸的鼻涕眼泪。他说:我哥他被判了十二年。

       虽然早已知道结果不会差太多,但是亲口听到他说出来,我还是立刻一阵眩晕。

       如果那晚我注意到东明那反常的一切,也许很多事就会不一样了。

      我问出了监狱的地址,然后就走了。我走的时候,东明坐在街边的长椅上面,他一直在哭。记忆中的东明,最后留给我的就是那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他长得和东平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他们是那样不同的两个人。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东明,那是所有人最后一次见到东明。那晚之后,东明再也没有出现过。三个月后,学校的旷课开除通知送到了东明母亲的手中。她找到我,我们这才发现,东明早已不知所踪。



       东平在卫军汽修店干了整整四年,两年的学徒、两年的徒工。中考后,我毫无悬念地升入了小城唯一的高中。我们见面的时间变少了,因为那所高中是全封闭管理的寄宿制学校。我只有在周末能见到他,可是周末偏偏是汽修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他总是在忙,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在车底瓮瓮地答话,只有两只脚露出来。

       东平每天都会写信给我,在我周末去找他的时候,总有七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而我也几乎时时刻刻在给他写信,自习写,上课偷着写,回到寝室继续写,熄灯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我们无话不谈。东平飞快地成熟起来,他总能一眼看透一切问题的本质,让我对于他整个人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我高二那年六月的一个周末,小城发了洪水。这种事实在很少发生,因此一开始谁都没有当一回事。那天,东平难得地请了假。我们还是跑到小时候郊外那块荒地去,只是那里早已变成了一个公园。有假山,有人工湖。我们坐在湖边,看着一些老头子钓鱼。那天每人都满载而归。

        乌云几乎是瞬间就压了下来。雨点砸在身上,打得人生疼。东平脱下自己的衬衫举在我头上,对我说:是雷阵雨。

       可是雨一直下了一整夜。湖边码头那块地方,在我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洪水包围了。我们被困住了。一起被困住的,还有几个老头子。那一夜,东平一直紧紧地抱着我,他的体温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我。我在后半夜就开始发烧,东平急得要发疯。

       第二天,救援的人来了。开着橙黄色的小船,我们被接到了船上。东平抱着我,我的头发凌乱,表情呆滞,穿着他的衬衫和长裤,都湿漉漉地贴在身上。而东平只穿着一条平角裤,他的脑袋紧贴着我的脸,他的表情那么严肃。我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一个好事的记者拍下了我们的照片并发在了小城唯一一份报纸的头版。



       彻夜未归的原因,不用我再解释了。据说学校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妈妈回来了,买了机票连夜赶回来。从医院的病床上拉起我,劈手就是两个耳光。东平拦住她,挡在我面前。

       东平说:阿姨,小琼病着,求您不要打她,想打,您就打我吧。

       妈妈说:你这个小流氓,你不要得意!我女儿的便宜不是那么好沾的!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的!

       东平被妈妈赶走了。直到两周后,我出院的时候,他又来了。我问:你去哪儿了?

       他说:我一直在病房外面,你妈妈不让我进来。

       我问:那你这会儿怎么进来了?

       话音未落,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包着头巾的农妇走了进来,妈妈紧跟其后。

       妈妈说:我让他来的。小流氓,我告诉你,你要是说了一句谎话,今天我就让你好看!

       农妇看了我一眼,走到东平面前,用方言问了他几句话,我没有听懂。但是我听出来了,东平称呼她“妈妈”。

       我再看向那农妇,眉眼果然有东平的样子,看起来亲切多了。



       一个戴眼镜的老大夫走了进来,她拉上了帘子,只把她自己和我留在里面。她对我说:把裤子脱了。

       我问:为……为什么?

       她说:检查!

       我还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于是顺从地脱掉了裤子。

       老大夫说:再脱,裤衩也脱了!

       我迟疑了一下。

       她说:你快点儿,我还忙着呢。

       妈妈在外面说:小琼,赶快让专家检查。

       我只好再脱。

       老大夫说:躺下,两腿分开,举到头顶上。用手扳住。

       她的语气冰冷,外面鸦雀无声,气氛奇怪极了。我似懂非懂,噙着眼泪,顺从地照办了。

       老大夫戴着手套的手指一样冰冷。

       几分钟后,她说:好了。穿上吧。

       等我穿好裤子,她拉开帘子,我看到她对着我妈妈点了点头。妈妈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东平的妈妈也是。

       迟钝如我,很久之后才明白那天到底在检查什么。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眼眶中就蓄满了泪水。



       那以后,我和东平的一切都变得不可告人了。我藏在学校宿舍的信也被翻了出来。当然,没什么特别需要翻找的必要,它们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床下的鞋盒子里,连同东平在面馆工作时写给我的纸条一起被缴获了。

       妈妈一封封地看那些信和纸条,然后,把它们都烧了。同时,她把我骂得体无完肤。她说:早恋就算了,可你看看你找的是个什么东西?!修理工!端面的!李琼,你真是出息了,你是要把咱们家的脸丢尽才满意吗?

       她又说:再让我发现你跟那个小流氓纠缠不清,我就告诉你爸,让你好看!

       我争辩道:东平不是小流氓!

       她说:不许你再提那个小流氓的名字!

       后来,直到东平打电话给她,妈妈真的一次都没有再听到过我提到东平的名字。



       见到东明的第二天,我去监狱看东平。连去了两次都没有见到他。第一次不是接见日,第二次没有带身份证。第二个月的接见日,我终于见到了他。他被剃掉了头发,看上去陌生极了。他对我非常冷淡。他说: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忘了我。你还来干什么?

       我强撑的笑脸顿时被他的话冰冻住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东平哥,你别这么对我说话好吗?

       他说:小琼,别任性了,放手吧,你能找到比我好得多的人,不要钻牛角尖了。

       我说:你说这样的话,只是为了让我伤心,让我死心吧?东平哥,我会等你的,多久都等。

       他苦笑了一下,说:等我出去,恐怕头发都白了!小琼,放手吧,你放手,我心里也能好受一点!

       我说:不!绝不!

       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他,他也看着我。我们连眼睛都不眨地对视着,直到接见时间结束。

       我每个月都去看他。他很少说话,也从来不笑。他的眼神那么忧郁,那么愁苦,每一次都让我肝肠寸断。



       一年后,他终于知道了东明的事。再也瞒不住了。对于东明一次都没有去探视他这件事,一开始他感到万念俱灰。想了很久,慢慢地明白了。有次我一去,他就死死盯着我问:小明是不是出事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滚落的眼泪出卖了真相。

       后来,他对我说:小琼,我现在相信命运了,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说:你不要多想了,也许小明只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隐姓埋名去了别的地方生活。

       他说:怎么可能,我太了解小明了,他……

       我打断他:东平哥,你还有我啊。我说过,我会一直等你的!

       他突然暴怒起来:你走!再也不要来了!



       我还是每个月都去。他也不跟我说话,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他也从来没拒绝过见我。这让我觉得,我们总是还有希望的。我努力赚钱,给他上了小灶,尽我所能地让他的日子不那么难捱。

       再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没受什么罪,农忙时节一头扎在了地里,发现时已经没了气息。这个死讯又一次由我传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总是扮演这一类的角色。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了,我不知道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那面无表情的背后是怎样的悲痛欲绝。

       我又一次对他说:东平哥,你还有我,我会一直等你。



       再再后来,有一天,他就突然拒绝见我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永远不会知道了。我又去了五次,每一次都吃了闭门羹。于是,我开始给他写信,每天一封,就像他曾经写给我的那样,一周寄出一次。我写我的生活,我的一切,事无巨细,连早餐吃了什么都要写给他。每封信的结尾,我都会抄给他一首诗。我买了一本李白全集,在里面仔细挑拣着那些看起来豪情激荡的篇章。

       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给我回过信。



        以前,我一直感觉有两个东平,现实里的和信里的。现实里的他,永远忙碌在那个小小的汽修厂,信里的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高三一年,我和东平主要靠一个熟识的同学传递信件的方法交流。东平的信还是一天一封,而我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只能每周回一封简短的信。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就是后来东明考上的同一所,省城的大学。

       寝室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个“社会上”的男朋友,只是没有人见过他。爸爸妈妈警告过我,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和东平还有来往,就会掐断我的生活费。

       东平也来到了省城,他在离我的大学非常近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还是做汽修,他已经是一个娴熟的技工了。东平住在汽修厂的宿舍里,我住在大学的宿舍里。并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故事发生。他没有说过,我也一样,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心里,那个语调冰冷的老太太永远挥之不去。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有严重的不洁感。

       大三那年,我们迎来了十周年,相识的纪念日。还是东平提起的,他说,怎么也要纪念一下。我笑了,想到寝室的同学向我描述她刚刚开始的初恋时那神情,我和东平却仿佛已经过了整整一生。我们的故事开始得太早,竭尽全力得也太早。有时候我会觉得又温暖又疲惫,只是我从来没有把这种感觉告诉过东平。我们买了蛋糕,东平在一家酒店里开了房间,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久久地拥吻,后来,终于完成了那件里程碑一样的事。

       我大学毕业那年,东平和两个伙计合开了一个小小的汽车美容店。装修的时候,每一颗膨胀螺丝都是他亲手打进墙里的,每一块地砖都是他细细铺好的,花纹严丝合缝,一切看上去都充满希望。那是八月,一切都刚刚起步。东平的口碑为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新的、老的。我们租下了一间小小的公寓,准备粉刷一新后搬进去。我也找到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三流的杂志社。

       可是这种局面只持续了不到三个月。九月,东明考上了大学。十月底,就发生了那件万劫不复的事。



       食客越来越多了,我和东平走出了面馆,为后来者腾出位置来。已经11点18分了,不知道宾客们准备何时开席?或者已经散去?这未竟的婚礼变成了怎样的局面呢?

       我们走向停车场,突然,我看见唐骏靠在我的车头那里。他穿着新郎的礼服,吹了头发,胸口别着花,看上去比第一次见他还要陌生。他显然已经看到了我们,因为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唐骏走到我们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李琼,不介绍一下吗?

       我说:这是东平。东平,这是唐骏。

       东平看了我一眼,狐疑地伸出手去。

       唐骏没有伸出手来,他学着我的语气:——这是唐骏,md唐骏是你什么人,你倒是说啊!

       我看着唐骏,对东平说:是个从今天开始就跟我没关系的人。

       唐骏说:行啊李琼,你够狠的啊。你要逃婚,也不用挖这么个骨灰盒里出来的家伙当挡箭牌吧?你这是在侮辱我,还是侮辱你自己?

       东平瞪大了眼睛问我:逃婚?逃什么婚?

       唐骏说:大哥,你当群众演员都没这么不走心吧?今天我们俩要结婚,你总知道吧?

       唐骏,眼高于顶。也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也一样。恐怕他这辈子都不会相信,眼前这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过时运动服的东平,就是我心心念念了二十多年的那个人吧?

       东平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迟钝地问我:你要结婚了?就今天?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东平再问:跟他?

       唐骏揪住东平的领子:你什么意思?

       东平暗暗用力扳掉唐骏的手,我看到唐骏的表情抽搐起来。东平说:没什么意思。说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不祥的预感升起。我说:东平,你听我解释。

       唐骏冷笑道:解释?难道你不应该先跟我解释一下吗?

       东平摆摆手,说:真对不起,小琼,我这人怎么总是给你惹麻烦!

       说完,他转身就走。



       我想要追,但是被唐骏死死拉住了手腕。我看着东平越走越远,到了一个岔路口,他突然跑了起来,三两步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唐骏说:走吧,还等着开席呢。妆是来不及化了,把婚纱换上就行。你这些破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不过,你记住了,再有一次……

       他说着,手指暗暗用力,我的手腕疼了起来。

       我最后看了一眼东平消失的方向。

       唐骏坐在副驾,他吃力地从脚下拎起一个东西来。他说:这tm什么破玩意儿?

       我瞟了一眼,手中的方向顿时偏了。那是东平的书包。

       一脚急刹,唐骏的脑袋撞在了仪表台上。

       车在路中间停了下来。



       一把从唐骏怀里抢过那只绿书包,沉甸甸地极有分量。我解开抽绳,里面满满的,都是信。熟悉的信封,熟悉的笔迹,那是我写给狱中的东平的信。有些信封上还沾着血迹。我向下翻去,果然下面是东平的回信,只是一封都没有寄出。

       我跳下车,抱着那只书包,向着东平消失的方向狂奔而去。
过了多年以后,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庸懒的仲夏早晨,穿过丝丝跳跃的阳光,你的眼神,如微风一样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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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要自杀ID吗?怎么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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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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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我们都曾经年纪小,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喜欢笑。
我们都曾经年纪轻,什么都不相信,什么话都听不进。
如今我知道,如今我相信,如今我不能不相信 --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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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相见
ida

老洪收到一个通知,高中毕业20年同学聚会。聚会是当年的同桌、现在的同事老汪发过来的。老汪发通知的时候还带了一句话:“听说小鱼要从美国飞回来参加。”

小鱼,一个长发飘飘的女生,团支部书记,当年老洪的暗恋对象。老洪觉得“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就是写给自己的。

写歌的才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坛子脸,一天到晚摇着扇子卖弄浮夸的才学,但是,穿越了岁月的情怀在啊!青春的情怀永远不老。

老洪不由得有几分激动。他整顿起精神,凑近镜子看了看自己。脸颊的肉多了,垮了下来,有点虚浮,看起来像于谦。长期熬夜写材料,眼袋有了三层,脸的色号暗了两号。裤腰肥得不行,根本不用担心买衣服花钱,他穿的全是200块钱一条的肥佬裤。

老婆穿着红色大平脚内裤“塔塔塔”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把床垫震得抖了三抖。当年,老洪在团支书和时任文学社长的老婆之间徘徊了又徘徊,终于选定了活泼可爱的老婆。可谁知道十几年过去,娇俏可人的老婆变成了一个横向发展的悍妇。当年的风流娇怯全不见了,赘肉和脾气一起横向生长,生了儿子之后尤其如此。她天天既不谈北岛,也不谈余华,反而津津乐道于单位的家长里短,邻里的飞短流长,跟女友说起私密话题,笑得“嘎嘎嘎嘎嘎”。

儿子生下来的时候,老洪也意气风发过一阵子。半夜里搂着老婆,说要买个学区房,就到长江路二小那边!长江路二小是本地著名小学,进去的是祖国的优质种子,出来是祖国的怒放花朵。“老汪那个混混,都给儿子在那里买学区房了,我哪点不如他!”儿子会走路不久,就随着大流,一刻不停地送去学英语,学钢琴,学书法。后来,老洪发现两万块钱一年学费,教课的是个印度人,儿子一开口一股子卷舌咖喱英语,还学会了印式花样摇头。钢琴考来考去考不过级,儿子练习的时候,老师一脸写满了“爱是恒久忍耐”。数学比自己当年强,第一次考试考了65。不久,老洪把对学区房的热望自己先灭了。

老婆是不同意老洪参加同学会的,尤其是知道小鱼也参加之后。

此时老婆的文学才能忽然回光返照,发出了几百条极具创造力的恶意讽刺。老洪觉得当年的才女又一次凛冽地站在了自己眼前。

老洪企图消灭老婆对于同学会,特别是同学会中女同学们的敌意。但是他越是低调处理,老婆越是义愤填膺。最后,在老婆的嘴里,参加同学会的中年人简直罪大恶极,一个个全都心怀鬼胎,不是去参加聚会,而是要去再续前缘,苟且私奔。

尤其是,当年的一个同学现在阔了,大手笔地给大家包了一个温泉疗养院举办聚会。

“哼!脱衣服还找这么多借口。不过——你来不及了。你连最大号的泳裤都穿不上,是没有机会去现场观赏女同学的玉体的,难道你用自己的脂肪去充当泳池救生圈吗?” 老婆冷笑,“白白便宜了老汪。”

气得老洪无话可说。

但是,不劳老婆翻脸,老洪的领导先帮他做了一个了断:在聚会的当天,老洪被安排去陪领导到去外地考察。

老洪考察完,一身酒气地回家。一推门,看到老婆翘着脚,躺在沙发上看《我的前半生》。老婆穿着崩裂了线的丝绸睡裙,一边捧着半个西瓜,吃得“噗噗噗噗”,一边感叹:“我怎么遇不到贺函。”

老洪自顾自换鞋,老婆眼睛一刻没有离开电视屏幕。“我怕你没吃饱,秀色可餐当不了饭,给你在冰箱里留了半碗面条。”

老洪“唔”了一声,走进书房开电脑。老婆的声音细细地跟进来。“今天收到一个快递,你们同学会的T恤。”

老洪手里握着同学会的定制T恤,上面,他和小鱼的名字挤在一起。好像二十年前,两个人还坐在一起,意气风发的老洪给小鱼讲了许多数学题。

老洪缩在书房椅子里,仔细地看微信聚会群里的照片。小鱼老了,牙齿黄,胸下垂,肚子也大。流行的裸色高跟鞋挡不住鼓胀胀小腿上的青筋。头发枯黄飞散,一笑起来,鱼尾纹厚得眼镜片也挡不住。

但是,骇人听闻的不是小鱼的老去,而是同班男同学的相貌。老洪感觉他的同学们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低头的,因为他们都有双下巴。老洪把男同学的照片放大了看——他们的脸颊都一起下垂,眼袋都一起加大,腰围都一起鼓出,而且,大家准时而同步地油腻了起来。

不觉老之将至,直到参加同学会。莫非,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吗?老洪心惊肉跳。

老婆在后面叫:“还不赶紧睡觉?!明天小宝子还要去英语补习班你不知道吗?安?!走晚了车子不好挤了!”老洪从电脑椅子上撑着扶手站起来,左手拎着保温杯,保温杯里面泡着老婆去年双十一时候买的特价枸杞。

明天我就去健身房!绝不和这些男同学同流合污!

老洪下了决心,好像树立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神清气爽地睡着了。他不知道,自己终于在这一点上,和多年的竞争对手,老汪站到了同一个战壕里。

虽然一路同班,同僚,但老汪内心是瞧不起保温杯不离身的老洪的。“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此刻,在健身房拼命骑车的老汪,挡不住油汪汪脑门上,最后的头发飘落在秋风里。
过了多年以后,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庸懒的仲夏早晨,穿过丝丝跳跃的阳光,你的眼神,如微风一样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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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不错,就是不明白为啥爱这么一个人,差别太大了,只能想到男主很帅了。以后男主应该能混出来不然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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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
红酥手贱 红酥手贱 2017-09-17 21:03:06
       没人知道幺姐到底多大年纪,就像没人知道她的“幺”,到底是是哪个幺。

       有人说是“妖”,因了她那一双狐狸眼;

       又有人说是“腰”,因了她那永远盈盈一握的腰身;

       更有荒唐的,说是“夭”,只因她身边的人,来来去去,总没有得善终的。


       总有人偷偷问我,小艾哥,你给透透底呗。我就笑笑,走到一边去。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幺姐永远是一个迷。我偷看过她的身份证,不过,据说上面除了照片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这当然不能确定什么,只能换一种思路用用排除法。比如,她不是来自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当然也不是上面写的那个岁数,因为,二十多年前,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已经是这个岁数了。

       那以后,年年过生日——当然,光景好的日子,每年也不止一次,兴之所至,常常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想过几次就过几次——年纪却一直停留在了那个二字打头的数字上。

       大家都说,我的命比幺姐还要硬,只因我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好好地活在这世上。有时,单是活着也会遭人嫉恨,这世道去哪里说理呢?幺姐却劝我:算了,他们哪里知道,你这孩子是有心的,有心的人,上天自然厚待他。随他们说去吧。

       幺姐总说我是孩子——其实闭着眼睛听她说话,永远像一个少女在耳边呢喃,那么娇嗔,那么婉转。幺姐的声音跟她的人一样,永远不显老,也永远不会显出一丝疲态来——我闭着眼睛,也能知道什么时候她在看着我,因为被她注视的感觉太奇妙了。

       我们曾远隔天涯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在异国他乡惊醒过来,突然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注视。我打开灯,房间里除了我没有任何活物,那种感觉却久久不肯离去。辗转反侧,还是不放心,只好把电话打过去,是她的中午,她永远在睡觉的中午。可是,电话马上被接了起来。她笑道:你是有千里眼还是耳报神呢?刚巧一翻身碰掉了你的照片,才要收拾,电话就打过来了!

       我紧张起来:是床头柜上那个玻璃框子的吗?你别收拾了,当心伤了手!让大吝弄吧……

       话音未落,听筒那边就“哎呦”了一声。

       我大叫:没事吧?!没事吧?!

       过了一会儿,那边幽幽地说:没事。

       电话里只有轻轻的喘息声,细听,我又听到一种阻滞的摩擦声。我问:你在干什么呢?

       幺姐压低了声音缓缓地说:没什么。

       我只问道:伤得重不重?要不要紧?

       她的语调突然冷了下来,说:不碍事。

       忙音传来,我的心像是突然被紧紧抓住又猛地松开,空落落地晃荡起来。



       人都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转瞬之间就会苍老,就会丢掉曾经的少年心。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也可能是因为一件事。这人或事必是真真正正装在了心里的,沉甸甸地,坠着心脏,一直往下沉,直到沉入不见底的深渊。于是,眉宇间有了愁云,笑容里有了薄暮。

       那个让我猛然间苍老的人,就是幺姐。那是我在她身边终于“混出来”的那年——所谓的混出来,其实现在想想,都不过浮云而已——出入时,我能给她开关车门了;筵宴时,我能和大吝一起站在她身后了;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人们都说,小艾算是“混出来”了,不容易啊。又说,以后就靠你罩着哥几个啦!人人说,说得我飘飘然。

       那时幺姐身边的人很多,多到有些我都没有记清名字就离开了,还有一些很久之后我还会记混他们的名字。那时的幺姐风头无俩,整个城市里那些见不了光的地方都是她的狩猎之地。黑、白、灰,她总是游刃有余。

       幺姐的一天总是从午后开始的,一两点钟醒来,泡澡、按摩,折腾到三点钟,然后开始打电话。攒下午的局、晚上的局还有深夜的局。每天三个局是最少的。下午品茶,晚上品酒,深夜品烟。她从不用备忘录,可是哪天要见什么“人物”,从来没有记错过。那么多人,那么多面孔,她总能第一时间叫出对方的名字,道上的带“哥”或者带“爷”,商场上的统统是“总”,官员们的职务也一丝不乱,只不过省略了一切的“副”字。

       这些称呼前面加上姓或者名里面的一个字,就显得很是亲昵了,尤其是只见过一两面的,受宠若惊的表情藏也藏不住。不仅如此,她对于每个人的喜好都暗熟于心,谁好书画、谁爱玩意,谁又溺于风花雪月,安排的节目绝对不会错;谁家的老爷子要做寿了,谁家的孩子要升学了,礼物总能送得妥帖。

       谈的当然都是生意,幺姐曾自嘲做的是牙行,想想也差不多。

       这世上,千丝万缕毫无头绪的关系那么多,总要有一双纤纤素手把它们连结起来。渐渐地,那些繁丝就变成了网,网络万象,四通八达。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就装在她的心里,一丝不乱。幺姐的这一手绝活以后肯定会失传,因为没人能学得会。她曾试图教我,无奈我太过愚顽,又罹患轻度脸盲症,只得作罢。

       夜色妖娆除外。那是幺姐唯一承认的产业,也是本市最大的娱乐场所。它当然在市中心,既是地理中心,又是几何中心。据说市区核心广场的规划因为幺姐不愿意拆掉它而改了又改。这些传言,我总是半信半疑。



       我被“提拔”的那天,一个叫钟崽的小伙子倒了霉。只是泄露了她的行踪,给一个仰慕者。我办完一件事回来,进屋的时候,钟崽已经跪在地上,青紫着眼眶,胸前一片呕吐物的痕迹,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酸馊的味道。大吝抓着一把放血刀,他绷紧了手臂的肌肉,就等着幺姐发话。

       幺姐吸着一支烟,细长的烟,却不是应有的薄荷味道,随着烟雾弥漫出来的是一种异域的辛辣——那是一种意大利品牌的香烟,每季限量发售,每次都由大吝安排人肉托运回来,旅费早超过了香烟的价格。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呼吸着。谁都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那时正是非常时期,仇家正玩命一样找幺姐。她的行程,是这个世界上最隐秘的事,只有大吝和这个叫钟崽的家伙知道。

       幺姐终于问:拿了人家多少钱?

       钟崽口齿不清地说:没……没拿。

       大吝一脚跺在他身上:说实话!

       钟崽说:就是……就是他……我……

       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说出是着了美人计。

       幺姐笑了,她对大吝使了个眼色,大吝会意,一脚将钟崽仰面踢倒,放血刀向着他的下体刺去。钟崽闭上了眼睛,咬肌鼓胀起来。可是,幺姐突然说:……算了!

       大吝的力道堪堪收住,钟崽额上滚下汗珠来。

       幺姐说:崽崽,你跟我的时候才十四岁……

       沉默。死寂。钟崽突然啜泣起来。

       幺姐吸完了那只烟,她轻轻地说:你走吧,你的股份,我全提成现金给你。只有一条,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也不要让我在方圆一千里的地界里看到你。

       大吝收起了刀,退回幺姐身后。钟崽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给幺姐鞠了一躬,再抬起头,已是泪流满面。他一步三回头地出去了。

       幺姐扫视了一圈,大家突然都局促起来。最终她的目光锁定在我身上,她说:小艾,你过来。

       我上前一步,还没有弄清楚状况。

       大吝却明白了,他说:过来啊。

       我这才和他并肩站在了幺姐身后。

       左膀,右臂。我成了那只新的右臂。我心潮澎湃,久久不能自已。站在那个位置,看到的一切,都仿佛是透过幺姐的眼睛。



       人都有混出来的那天,也都有落魄的时刻。那年我上初三,学校很远,有十一站地。下午放学后,我坐在公交车上面昏昏欲睡。外面下着大雨,车身突然急刹——那时的公交车招手即停——紧接着一个落汤鸡一样的女人冲了上来。她穿着一条有垫肩的非常奇怪的礼服裙子,显得肩膀很宽,头很小。齐腰的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身上。脸上的妆容又浓重又残败。

       我看着她,有点儿不敢认。

       售票员伸手向她,翻着白眼不说话。

       她浑身摸索了一下,突然开始解自己的耳坠子。

       售票员说:这是公交车,不是当铺!

       有乘客捧场地笑了。她站在那里,窘极了。那神情我无比熟悉,我终于在面具一样的妆容后面看到了她的脸。我站起身来,把五张一角钱递给售票员。

       她坐在我旁边,发着抖。我把校服的上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然后问她:姐,你怎么回来了?

       她摸了摸我的脑袋,没说话。



       她走的时候,人人都去送,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也不过分。她是去拍电影了,上千个试镜的姑娘,一个都没有被选中。导演出来透透气,一眼看到了路过的她。落选的姑娘们不甘心,写信举报她已经结了婚,还有过一个孩子。

       导演一笑而过:没人规定结了婚就不能演十五岁了。

       那年她不是二十八就是二十九。三年前,她嫁给了区老师,我们大院的区老师。她的同事。

       婚礼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那年我才十二岁半,个子还没有她高。她进了院子,鞭炮声中,她满面春风,手里捧着一个罐子,里面都是喜糖,笑盈盈地见人就发。轮到我,她特意多抓了一把,她说:喏,多吃点!

       后来她说,我那么瘦,让她觉得很难过。我想那天让她难过的应该不止这个,只是她没有再提过。

       我忘记了说句吉祥话,只呆呆地看着她。

       她那么美,那么美。

       我妈一巴掌打在我后脑勺:叫姨啊。

       我脱口而出:姐!

       院子里顿时一阵哄堂大笑。

       喜糖,一共14颗。我把它们锁在书桌的抽屉里,特意买了一把明锁,用螺丝刀仔仔细细地上好锁扣。我妈打不开抽屉,说:这孩子,又犯病了。

       我爸说:甭理他!



       第二天一早,幺姐在院子里洗头发。她的头发那么长,她穿着洁白的背心。区老师给她浇水,控着胳膊举着水壶。他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耐心。幺姐用掉了很多水,这一点是经过我妈提醒,我才惊觉的。我妈说:洗一次头得饶进去两块半蜂窝煤!真是个败家的小狐狸精!

       我爸说:瞎嚷嚷什么!闭嘴!

       我躲在窗帘后面看着她,她洗干净了头发,用一条洁白的毛巾将头发全部盘在头顶,那时的她,宛如仙子一般。

       可是院子里的人们不这么想。大杂院,六户人家,从来不缺少三姑六婆。某个三姑说:听说她是换亲来的,你们不知道吧,她有个妹妹,一胎的,可惜生出来就是个傻子。区老师他舅爷啊,可能耐了,把个傻子小姨给安排到学校的后勤上面去了。

       大家就啧啧。某个六婆接话道:听说,傻子可遗传……

       我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将三姑撞了一个趔趄,又狠狠挤了一下六婆,身后留下一片骂声。

       ——赶着去投胎啊?

       ——不长眼睛的小坏种!

       院子那么小,我一路思考着幺姐有没有听到这些话。后来我一度认为,她大概是有些听力上面的毛病,因为再放学回来,我就看到她在帮三姑撑线,还跟六婆亲亲热热地聊着。



       乌鸦嘴们说中了,她们几乎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那已经是两年后,我第一次知道了极致的恶意有时根本不需要什么深仇大恨来培养。卓、不群,就是原罪。

       我看着幺姐的腹部渐渐隆起,一个雨夜,区老师叫醒我爸,他们推出我家那辆很久不用的平板车。我从窗户里面看着他们抬出了幺姐,平板车上铺了被子。

       幺姐牙关紧闭,头发透湿,面色惨白。

       回来时,幺姐还是躺在平板车上回来的,而区老师抱着一个男婴。他没有向任何人展示那个襁褓,没有办满月,也没有百日,家乡所有关于新生儿的重要宴会,区老师和幺姐都没有一丝一毫要张罗的意思。三姑六婆暗示,又明示。直到四个多月后,人们的好奇心再也不能按捺。已经忘记了是谁装作无意一把揭开了那孩子的襁褓。那么明显的面容,那么宽的眼距,五官却有显著地挤在一起的趋势。那是一张只看一眼就再也不会忘记的面孔。

       姑婆们说:她生的是一只小狐狸。



       区老师不再帮幺姐洗头发了,幺姐剪短了头发,她比当新娘子时更瘦了,两颊和眼眶都凹陷了下去,眼圈总是青的。那个先天不足的孩子占据了她的一切。她抱着他,日夜不离手,只因区老师委婉地表达过要将这孩子抛弃的意愿。

       可是,她总是要睡觉的。后来她告诉我,出事的那个夜晚,她已经有足足七天七夜没有合眼了。只是想靠一靠,半坐着就睡了过去。醒来后,怀里的孩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荞麦皮的小枕头。大概也就半个钟头的时间。

       她的悲泣和哀鸣响彻整个院子。区老师一言不发,或者,至少我们没有听到他吐露一个字。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幺姐总是不自觉地屈着手臂,做出抱孩子的样子来,很久很久以后,这个动作才彻底消失。

       看客们的眼睛不曾离开区老师家的大门,她们同时像兔子一样竖起了耳朵。可是,那扇紧闭的大门里面,没有发出一丝一毫她们渴望听到的声响,没有争吵,更没有摔盘子打碗。

       直到过了几个月,一个深夜,区老师家的灯突然亮了。早起上学的时候,我看到区老师只穿着一条大裤衩坐在门口。他见到我,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来。
过了多年以后,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庸懒的仲夏早晨,穿过丝丝跳跃的阳光,你的眼神,如微风一样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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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酥手贱

就在那个清晨,我在上学的车上看到了幺姐,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出门的。她瘦得像是随时会飘起来。她似乎正向着郊区那条小路走去。我大喊着让司机停车,然后追了上去。幺姐看到我,露出一个凄惨的笑容。

       我跟在她后面,郊区的小路上种着两排行道树。她蹲下来,在树下挖着、翻找着。

       我问:姐,你干嘛呢?

       她回头,说:我在找小宝,他说,就埋在这儿了。

       我一阵毛骨悚然。可是,我马上想到,新翻过的土应该颜色不一样。我把这一点告诉她,她眼睛一亮:小艾军真聪明!

       我们很快找到了那颜色不一样的地方。普普通通的一颗树,下面埋着她的肝肠。她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扒着。那个熟悉的襁褓,很快显露出来。浓烈的腥臭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幺姐毫不在意,抱着它,一直往前走。越来越荒凉,一个人也没有。到了一颗巨大的树下(原谅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树),她脱下外套,裹起襁褓,交给我,然后就开始扒土。很深的坑,她挖得快极了。

       不知怎地,我也脱下校服的外套,裹在了襁褓上面。幺姐看着我,又是一笑。

       我们埋葬了那个孩子,她跪下来,用嘴唇触碰着湿湿的新土,又亲吻着那颗树。然后,她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赶上去,看到她的脸上,有着汹涌的泪水,衬衫的前襟已经湿透了。



       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幺姐又开始帮着三姑六婆做这样那样的家务。她的脸上总挂着一个淡淡的笑容,那笑容就仿佛是长在她脸上一般。家务,永远做不完的家务。幺姐那么爱干净,每天地板总是要拖三次的。区老师的黑皮鞋永远锃亮,区老师的白衬衫永远雪白。

       可是,三姑六婆说:有什么用呢?已经不是女人了,子宫都没有了。

       我听得似懂非懂。那时我已经上过了生理卫生课,可是那节课老师让我们“自习”。

       三姑呵斥在院子里洗东西的我:小孩子不要乱听!

       六婆也说:不要学坏啊!

       可是,我总感觉是我的存在,才让她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更眉飞色舞了,提高了音调,也增大了音量。



       我洗的是自己的白球鞋。我被选中了参加仪仗方队,大队老师要求每个人都穿白球鞋。好说歹说,我妈给我买了一双。好穿极了,我穿着它踢了一个下午的足球,大脚射门。

       我妈向我传授诀窍,她说:刷一遍不干净就再刷一遍,直到它干净为止。

       我刷了四遍。可是,等我把鞋在院子里晾干后,我发现整双鞋都变成了一种旧旧的黄色。我把黄球鞋穿上,急得要哭。幺姐出来了,她问我:小艾军,你怎么啦?

       我语无伦次地说:我的鞋黄了,老师说要白的,不知道怎么就黄了!

       她笑了:白球鞋啊,晒的时候一定要铺上一层纸,因为你用的这个洗衣粉里面有一种酶,被太阳直接一照就会变成黄色。

       我说:我从来没穿过白球鞋。今天就要表演了,怎么办啊?!

       她想了想,说:你等等。

       返身回屋,她拿来了一盒白粉笔。然后,蹲下来,细细地在鞋面上涂着。几分钟后,她说:好啦!

       后来真的蒙混过关了。

       好多个夜晚,我梦见她蹲下身来给我涂着球鞋。她的手臂有节奏地小幅度摆动着,带动她身上的其他部位也在晃动。我低下头,俯视的视角一览无余。我的小腹滚烫。



       又过了几天,我放学回来,看到她在院子里呆坐着,背对着我。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想要吓她一跳。不料,她就像背后长了眼睛,准确地一把捉住了我要去蒙她眼睛的手,转过身来。

       那不是她,虽然眉眼一模一样,但那神情绝对不是她。那张脸上的表情难以形容,又喜庆又魅惑,只是这两种感觉都被一种过于童稚化的天真无邪所压制了。那面孔的主人捉住我的手,突然就用力按在了她的乳房上。丰盈,温热。我立刻傻了,半天才想起来挣扎。可是,她的力气那么大,我完全不能挣脱。

       她是幺姐的胞妹。

       下一秒,幺姐就冲了出来。她敲了一下妹妹的脑袋,后者条件反射般松了手。

       我吓得不轻,晚上发了高烧。昏睡中,幺姐和她妹妹的面孔在我眼前交替闪过,她们在笑,不停地笑。醒来时,我感觉到一阵熟悉的冰凉与从未有过的黏腻,还以为自己又尿了床。

       幺姐的妹妹怀孕了。三姑六婆们悄悄说,这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又说,不知道这次又是谁的野种!

       最后,她们窃窃私语道:再不能打掉了,大夫说,再打掉就要出人命了!

       我面红耳赤地偷听着。

       妹妹一直在区老师家住到生产。一个健康、壮实的男婴。区老师总抱着他站在门口。后来这孩子就姓了区。区根宝,他喊区老师:爸爸。

       闲言碎语再也没有断绝,姑婆们口沫横飞。那段时间,我常常有一种想要把整个院子付之一炬的冲动。



       不过,幺姐没有见证这一切的发生,因为没多久她就被选走了。一个高中化学老师,要去拍电影了。

       后来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她当了主角,对手戏是个红得发紫的男明星。那时的明星跟现在有很大不同,是真正高山仰止的存在。她上了省报的封面,全省人民都认识了她。紧接着就有小道消息,说已经有人在给她订戏了。我们问什么叫订戏,那人就故作高深,半天才说是根据她这个人写剧本,铁定她演女一号。

       没人知道她是怎么回来的。拍摄地距离我们的家乡,简直远隔千山万水。不过,在千山万水之外发生了什么,很快就没有人不知道了。一封血红的大字报,贴在了院门口。

       上面说她勾引了男明星,被男明星的孕妻发现了。后者卧薪尝胆,等到了庆功会才将他们的事揭发出来。她吃了耳光,从庆功会上跑掉了,穿着晚礼服,身无分文,一直跑过了千山万水。那封大字报写得文采飞扬,让人读后血脉偾张。很多人围在一起看,看那些后来他们咀嚼了很多年的细节。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突然拨开众人冲上前去,一把撕掉了它。

       我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她,正处于千山万水的最后一站。我扶着她回到大院,她一直在发抖,整个人的重量挂在我肩上。那段路那么长又那么短。可是,她进了门,就立刻把我和整个世界关在外面。我站在院子里很久,那扇神秘的、永远紧闭的大门后面,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连那个初生的婴儿都没有哭泣。

       不久,学校开除了她。

       男明星自杀未遂,而她和他主演的电影,一直没有公映。



       离婚也是非常突然的。她只带走了妹妹和一只皮箱。那是半年后,一个晚霞满天的黄昏,区老师抱着根宝,站在门口目送她们离开,就像目送她们去旅行一样,他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追出很远,可她们走得飞快。我终于追了上去,气喘嘘嘘扯住幺姐的衣角:姐,你别走!

       幺姐回头,她的轮廓镀着晚霞那金红的光。她还是笑了:想不到留我的是你,小艾军!

       妹妹说:小艾——军!小艾——军!她找到了节奏,开始不停拍着手重复起来。

       我看着她们走远,夕阳下,她们的影子又细又长。

       小艾——军!

       小艾——军!



       后来,有好几年我都没有见过她。我没有考上大学,只好跟着一个堂哥学起做生意来。堂哥整天带着我,他是个奉行及时行乐原则的人,而我成了堂嫂面前最好的掩护。

      我终于长高了,比堂哥还要高一个头。穿上西服,系上领带,镜子里的我陌生极了。

        舞池,摩肩接踵。灯光,扑朔迷离。堂哥教我怎样听鼓点跟节奏,怎样把头发甩得又快又“有范儿”。姑娘们凑上来,红的眼盖,紫的嘴唇。她们的身体那么单薄,却仿佛有着永远挥霍不尽的活力。

       一杯饮料,甚至一块口香糖,彼此就成了朋友。那几年,堂哥的生意正红火,他总是摆出一副挥金如土的架势。姑娘们反而不太黏他,他常常很沮丧。他赌气似的对我说:以后不带你来了,你一来,我的风头都被抢光了。

       我就笑,把苦涩的啤酒灌进胃袋。我的脑海中,常常不自觉地浮出夕阳下那两个细长的影子。我把眼前的姑娘一个个往左边的影子里套,却没有一个能套进去。

       堂哥很看顾我,或者说,我以为他很看顾我。我有了钱,也有了姑娘。当然,我不是说这两者一定有因果关系。有些人的爱情是很纯粹的,他们是命运的宠儿。很可惜,我并不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一种很扭曲的爱情观,在我眼中,一切都能以等价物交换。款款的香吻也许来自一条裙子或一只坤包,耳畔的呢喃也许来自一场丰盛的晚餐,半晌的缠绵也许来自一场费用全包的旅行。

       美好的只有身体,我却痴心妄想,盼望着能得到一颗真心。



       那天,我奉堂哥之命,去签一个合同。堂哥做的生意,总有些不地道的味道,那是一种抢劫,却被戴上了冠冕。堂哥当然是时刻带着几个小弟的。可是我并没有。那天的我穿着崭新的西服,头发上打了很多发蜡,多到我都被熏得头晕脑胀了。

       只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已经成了一颗弃子。堂哥终于把那劫掠的手伸到了他不该触碰的地方。然而,他把一切推在了我身上,自己溜之大吉了。

       一进门,我就看到了那个女人。她站在那里,正在跟一个男人交谈。一袭闪光的黑裙,紧裹着她饱满的身体。裙子几乎拖地,袖口连着手套,领口是修女式的小高领。我从没有见过谁穿着这样的衣服,却穿出了这种味道。脖颈向下,勾勒出美好的轮廓,饱满的胸脯只是一团沉甸甸的黑影,却给了人无尽的遐思。盈盈的腰身,沙漏般的弧度,再向下,却是平坦甚至微微凹陷的小腹。她的双腿有着美人鱼般的弧度,就长度而言,略显夸张。我疑惑,视线向下探寻着,不知道她穿着一双怎样的鞋子。

       她的年纪很难猜测,眼神里有着那么明显的天真无邪,可又有一闪而过的深邃洞明。我盯着她,很多刚走进来的人,也不由停住脚步盯着她。

       就在那时,她瞟到了我,整个人突然愣住了片刻。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以至于谈判桌上,乙方说了些什么我都没有听清。我已经知道了,她是一个掮客。她坐在那里,有一种倚着桌子的架势,她的脸上挂着一个梦幻般的笑容,看似神游万里,可总是在我们陷入僵局的时候,一句调笑就缓解了一切的剑拔弩张。

       可是,该来的还是会来的。我在万分之一秒内就被按在了桌子上,脸贴着植绒的桌面,脖颈上架着铁钳般的大手。

       雕着花的匕首,冷冰冰贴着我的手指,乙方让我自己挑,该跟哪两根告别。

       从干了这一行,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早。我硬撑着,口中吐出的是硬邦邦的脏字。

       那只紧握匕首的大手突然开始用力,向下,再左右来回。刀刃没入了我的皮肤,血流了出来。只是飙升的肾上腺素让我根本没有感觉到疼痛。

       一阵笑声传来,是那女人,她起身走了过来,一阵环佩叮当。她说:何必呢,都见了血了。

       乙方说:小妖,你不知道,这小子实在是不地道。

       小妖!这两个字让我猛地一惊。只听她接口说:不地道的,不是这个小兄弟,他只不过是一杆枪。

       乙方犹豫了几秒钟,示意手下放开了我,他说:你要保这小子?也罢,既然开口了,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我活动着脖子,这才感觉到手背上传来剧烈的痛感。

       那个被叫做小妖的女人,并不看我。她笑着,那是无比熟悉的笑容。的确是她,浓重的妆容下面,我又一次认出了她的脸,她是我的幺姐,她和离开的那天一模一样。擦去那面容上面的风与尘,一切都没有改变。我正要开口,突然,她冲我皱了皱眉,我赶紧咬住嘴唇,憋住了就要脱口而出的那两个字。

       幺姐就这样和我的堂哥结了仇。后来,据说乙方搞掉了堂哥半数的产业。而堂哥放出话来,要让幺姐好看。



       幺姐带我回了家。她放了洗澡水,帮我把血污的衣服脱掉丢进洗衣机。我躺进浴缸,那只受伤的手支在外面,幺姐仔仔细细地消毒了伤口,然后用镊子夹着一只弯曲的针头,把那些翻卷的皮肉缝起来。她说:挺疼的,忍着点儿。

       我根本感觉不到疼。我着急地问:这几年你去哪儿了?你过得好吗?

       她笑笑: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我问:你结婚了吗?

       她反问:哈哈哈,谁会娶我?

       我又问:你妹妹呢?

       她说:……死了。

       我沉默了。

       她终于缝好了我的手,包裹起来。接着示意我站起来,好擦洗我的身体。

      我扭捏着,她又笑了。她说:小艾军长大了,不听话了?

       我只好站直身体。

       她笑得直不起腰来。



       堂哥进去了。那是三个月后,我不知道这件事跟幺姐有着怎样的关系,却知道,我终于自由了。我已经在幺姐的家里躲了整整三个月,每天吃她带回的食物,每天盼着她早点儿回来。她并不是每天都回来过夜,因为这里也不是她唯一的住处。狡兔三窟,她深谙其中的道理。干的是什么营生,这次我终于彻底明白了。只是那时,完全没有想过退出。我找到了幺姐,我找回了她,只要跟在她的身边,其他的一切,我不愿多想。

       姑娘们也终于找到了我。她们哭,闹。其中有一个拿着妊娠报告。我把一万元丢在地上,那姑娘弯腰捡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地上留下一些水渍,也许真的是眼泪。那时我就是这样一个混蛋,遇到的也当然是跟我一样的人。

       那时,幺姐还不过是这个城市里众多阴影中的掮客中间的一个。真正让她声名大噪的,还是跟我堂哥那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我回了趟家。爸妈从见我的第一分钟就开始骂,一直骂到我离开。我摔下两个厚厚的信封,他们捡起来,继续骂。我最后一次看了看我生活了十八年的院子。一个敦实的小男孩从区老师家跑出来,走了两步突然扑在地上,愣了几秒钟,才大哭起来。

       那是根宝,他长得非常像幺姐。

       我离开了那个被叫做家的院子,从此,很多年都再也没有回去过。



       堂哥进去了,但是他的眼线还留在外面。那天,我和幺姐去吃路边摊。这种事幺姐实在很少做。我们说起了过去,那是难得的时光。她很少谈过去,也不谈将来。她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乐子,没有乐子的事她从来不愿讨论。可是那天她跟我讨论起了过去。那是正午,她打电话给我,让我送一杯水到她的房间。我烧了水,兑好冷热,先尝了一口温度,再端给她。她还没有起床,有点儿捉不住水杯。突然她说:这水好像有以前那个院子里井水的味道!

       我放了柠檬片,味道确实有点儿像。只是我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接话,在我看来,那个院子是她无尽的炼狱,我希望她能彻彻底底忘掉。可是马上又想到,我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来自记忆的人物整天在她眼前晃,她怎么能够忘得掉?

       可是,她说起了过去,却和我的记忆完全不同。她挪动了一下身体,让我也躺在了床上,我们依偎着。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动也不敢动。

       她说起下雨的时候,院子里的瓦片弹奏出的叮咚的乐章;也说起了雨后初晴时,一道若隐若现的彩虹是怎样挂在那残破的屋脊上方;还说起那些市井的噪音,她说那是最真实的生活的声音。

       我笑,说:姐,你像个哲学家。

       她却说:你还记得隔壁巷子那个竹糕摊子吗?

       我说:记得,热竹糕,一咬拉丝,红豆馅的,好吃极了。

       她说:还有白糖的——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我说: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她犹豫了一下,一翻身下了床。清水洗了一把脸,胡乱套上我的一件连帽衫。她对我说:走吧,还等什么呢!

       我看着她,她把长发隐藏在一顶棒球帽里,不仔细看,就像一个清丽的男孩子一般。我疑惑,我问她:姐,你是不是长生不老的?

       她就笑:只有在变老之前就死掉,才能不老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吃着竹糕,我心里又突然咯噔一下。那是一条活巷子,两边都是通路。我一把打掉幺姐手中的竹签,拉着她狂奔起来。

       后面的人追得很近,只是我们这突然的加速度才拉开了距离。我们跑到了大街上。追我们的人有五六个,其中有两个眼熟的,都是堂哥的心腹。幺姐拦住一辆出租车,把我推进去,说:快去找大吝!

       未及答言,车就开了,我看到幺姐向着相反的方向拼命跑去,后面的人紧追不舍。

       我对司机说:停车!快停车!

       司机慢慢悠悠地说:这里是斑马线哎,停车我要吃罚款的哎!

       我丢出几百元:给我停车!

       车终于磨磨唧唧地停了。

       我追过去,一切都不见了。没有幺姐,也没有凶神恶煞的追兵。



       我和大吝守着电话,好几天没合眼。大吝这人,我始终不清楚他的故事,他也从来不说,只知道曾经是个特~警,犯事被开除了。我想,那肯定是个让人唏嘘的故事,他那份机警和沉稳,不经历一番泥沙入蚌,是很难历练出来的。

       他已经打了无数个电话,嗓子都哑了。可是没有一点消息。他说:这肯定是临时起意的。你们为什么一个人也不带就跑了出去?

       我哑口无言。

       后来电话终于响了,那已经是七天之后,我们在三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边上找到了幺姐。大吝把车开得像是要飞起来。电话里说,幺姐被放在一口自流井里,那口井每天午夜的时候,水就会漫出井口。而电话,是九点五十一分打来的。

       我们赶到了,幺姐只剩鼻尖露在了水面上。见到我们,她还是笑了,只是下一秒就晕了过去。我们把她拉上来,她一丝不挂。大吝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一个防水袋掉了下来。我捡起来,打开一看,顿时觉得血都涌到了脑顶。都是照片,各种各样的姿势,各种各样的角度。



       幺姐病了,高烧不退。大吝一刻不停地用酒精给她擦身。她的身上有很多伤口和伤痕,只是她似乎根本感觉不到疼痛,酒精纱布敷上去,她也不会挣扎一下。她陷入了无尽的昏暗的睡眠之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她小腹的疤痕,竖向的、很长的疤痕。

       我对大吝说:这事没完。

       他说:当然没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说:我要亲手解决他们,一个都不放过。

       他嗤笑一声:小孩子就爱说狠话,解决?怎么解决?人家在里面,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说:我也犯点事进去,我就不信……

       他打断我:别废话了,把冰块换换。



       我溜到幺姐的化妆间,打开了那个藏在暗格里的匣子。里面是一只点~三八,子~弹是满的。我把枪~套牢牢绑在了腰间。两只匕首,一只带着放血槽,另一只是弹簧式的,我试了几次,收放顺滑。我把它们也绑在了腰间。因为子弹是满的,我担心会卡弹,所以决定用那只弹簧匕首。

       没想到,匕首却在关键的时候卡壳了。我把它顶在了那天追我们的时候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子的腰间,可是它卡住了,那个按钮怎么也摁不下去。那小子反手给了我一下,他戴着尖刺的指虎。

       我的左眼球几乎要爆开,可我还是掏出了枪。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打中了,我被后座力震得连连后退。待我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定睛一看,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很快我就被通缉了。那个小子居然报了警。幺姐靠在被子上,有气无力地安排着。离开,到通缉令无效的地方去。

       我哭,哭得抽搐。我说:我不走。

       她说:你不走,那就只有躲了,躲一辈子,你愿意吗?

       我犹豫了。

       她抚摸着那只枪。她说:这枪再也不能用了,真是可惜。

       我说:姐,我错了。

       还是走了,一别三年。



       再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变了样子。我相信,就连我的父母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也认不出我来。我的十指已经没有一颗指纹,我变得不爱笑了,因为整容手术的后遗症时时刻刻折磨着我,我的笑肌总是在需要使用它们的时候狠狠抽搐。不过,我并没有抱怨。我又一次晴天白日地走在大街上,不再听到警笛就条件反射地逃走。

       幺姐没有来接我,大吝也没来。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小子,他叫钟崽。他把我接到了夜色妖娆。那几个大字据说就是幺姐自己写的,龙飞凤舞,难以辨认。不过,这已经是家乡的闲人们津津乐道的逸事了。

       一桌接风宴,据说是当时的最高规格,食材都是空运而来,厨子也是。干冰营造出云雾缭绕的氛围,每道菜都是冰凉的。我对幺姐说:吃得胃疼。

       她打我一巴掌:就会扫兴!

       我看着她,她还是一点没变,眉宇之间全是灵动。



       那以后的十年,是顺风顺水的十年。当然,也有钟崽那件事和一些小风小波,不过总体而言,一切都很顺当。我没有再问起堂哥和那些照片,大吝只说了三个字——“翻篇了”,而幺姐一个字也没有说,她只是像往常一样,用一个微笑就终结了我的一切疑问。

       我手下有两百多个女孩子,后来增加到五百多个,这个数字,换算成聒噪的鸭子估计得上万了。幺姐把管理女孩子的事交给了我。她说:这很适合你。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不过,账面上的数字一直在增加,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



       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根宝来了。二十一岁,大学毕业了。他想要出国,来寻求“妈妈”的支援。我、大吝和幺姐看着他。根宝高大、健壮,眉眼继承了幺姐姊妹俩的精致,却又丝毫不缺少阳刚之气。

       幺姐对他说:我不是你妈,我是你大姨。

       根宝说:我爸说过,您就是我妈。

       幺姐说:还是大姨好些,孩子,你见过二十一年不联系的大姨,可是你听说过这么多年不联系的妈妈么?

       根宝转了转眼珠:大姨!

       幺姐笑了。

       后来他又来了几次,每次回国都来。每次他来过,幺姐就要有两三天失去笑容。后来大吝对他说:以后要钱,直接找我,给我个账号,打电话就行,不用跑过来。



       幺姐身边有很多人,枕边一个人也没有。她总说,自己是青灯古佛的命,只是困在了这风月场里。有段时间,她张罗着给我和大吝操办“终身大事”。我们都宁死不从。幺姐介绍的人基本都是护士和幼师,本本分分的姑娘,眉眼有那么一两分姿色,但还不至于生出非分的意思来。也都是小门小户的踏实人家。她说:这都是最适合做老婆的,听姐的,不会吃亏的。

       强扭,这种事幺姐只做过这一次,还失败了。每当我想到这一点,就忍不住想要大笑一番。

       我和大吝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竞争中。我们,左膀和右臂。左右互搏,每天都在上演。大吝与幺姐的故事,我从未听其中任何一人提起过,只是,其中的渊源我总能深切地感知。他们开的玩笑、说的不经意的句子,甚至是眼神,都有着一种让我抓狂的排他性。现在想想,大吝也许有着跟我一样的感觉。毕竟,我认识幺姐比他要早好几年。



       这辈子我只干过一件傻事,那就是向幺姐表白。

       时间、地点、时机,没有一个对的。我站在板台前面说着那些背了很久的自以为感天动地的句子时,幺姐还在后面低头核算着账目。我说完之后,久久没有回音。

       幺姐终于抬起头来,她点着了一根烟,拿在手里,也不吸。烟灰长长地垂下来,终于掉落在桌子上。她笑了,带着自嘲。她问我:你会娶我吗?

       我脱口而出:当然!

       她说:那你的戒指呢?

       我大窘。

       她笑道:求婚连戒指都没准备?

       我说: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是求婚。

       她说:那你是什么意思呢?小艾,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张大嘴想了半天,我的目的是什么?

       她继续说: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是爱情?你知道我是不相信爱情的。

       我继续大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又说:是跟我上床?你知道我在十几年前就切除了子宫。跟我上床不会有任何乐趣的,你恐怕得隔几分钟就添一次润滑剂,我能给你的乐趣,还不如一个高级点儿的实体~娃娃。

       我终于闭上了嘴,她坦率得让我目瞪口呆。

       她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捉住我的下巴。她说:对不起,小艾,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害了你……

       我突然感觉到,她似乎是在跟我道别。我笨拙地堵住了她的嘴,想堵住那些一出口就再也不能收回的话。她的嘴唇柔软,质感像花瓣一样,可是,那么冰冷,那么干燥。

       我不死心,狠狠地吮吸着她的嘴唇。可是,那些在其他姑娘身上百试不爽的招数,对她统统无效。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回应,甚至连闪躲都没有。我终于绝望了。我替她整理好衣服,轻轻地说了对不起,然后走了出去。

       那以后的很长时间,我都在等她发话,等她赶我走。可是,她并没有表现出要赶我走的意思。只不过,我再也不能在她半睡半醒的时刻,占据她床榻的一角、为她充当片刻的肩头了,端茶、倒水,凡是需要踏进她卧室的事,从那以后都由大吝一人承包了。

       我懊悔得想要撞墙。



       风水总是十年一转。堂哥出狱了,而我们早已淡忘了这个人。我们以为,他会一直腐烂在那个水泥盒子里。据说他获得了极大的减刑——对于堂哥这个人,我的感情非常复杂。他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我更多地相信他只是身不由己而已。

       幺姐参加了市里的剪彩,作为知名企业家。她下台时,一个记者突然扔掉相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向她刺去。

       那个记者戴着鸭舌帽,留着一把大胡子。我在一片慌乱中看到了他的眼睛,熟悉的眼睛,我的堂哥。眼神苍老了,可是我们家族遗传的眼睛并没有过多地改变形状。

       已经来不及避开,大吝一把推开幺姐,自己迎了上去。

       我看着那把匕首,正是十三年前卡壳的那一把。

       匕首猛地弹出,紧接着立刻没入大吝的身体,大吝的表情突然变得无比严肃。

       脾脏,偏偏是脾脏。大吝甚至没有挨到医院。



       堂哥又一次进去了。他放出话来,说:活着,哪怕到八十岁也要跟幺姐算这笔账;死了,就下辈子“续摊儿”。

       幺姐抱着大吝,不让下葬。谁劝也不管用。她差人去弄来血浆袋,在大吝已经干瘪的血管上面一次次尝试着扎进针头。她问我:为什么没有回血?为什么?

       我看着大吝千疮百孔的手背,努力憋回眼泪。

       我抱住幺姐,死命拉开她,她疯狂地踢打起来。

       大吝的尸身终于被抢走了。

       葬礼非常隆重,隆重得让不知情的人都以为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大人物死掉了。幺姐终于不哭了,她一袭黑衣,帽子上是厚厚的黑纱。她跟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握手,说着寒暄的话。我站在她身后,准备随时扶住她。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每天只喝一点葡萄糖水。她又一次瘦得两颊凹陷,这让我想到了许许多多的旧事。

       终于下葬了。我和幺姐站在墓碑前,阳光从后面照过来,她下意识地看向左边。熟悉的中间凹陷的山字形,少了最左边的一竖。她抱紧胳膊。

       我们站了很久很久。



       夜色妖娆被卖掉了,上午放出风去,下午就卖掉了。我和幺姐离开了家乡。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我终于发现,其实我一直在漂泊,在家乡也是在漂泊,离小时候的大杂院只有十几公里,却一直有着千里游子的心境。

       我带着她到了海边,椰林、沙滩。她终日躺在宾馆的床上,对于一切都毫不在意。我叫了饭,她也不吃,就放在那里。非得把筷子递在她的手中,她才开始吃。吃得慢极了,但一定会全部吃光。

       甜腻的粤菜,她甚至会喝光糖醋的菜汁。我恐慌起来,每顿饭只好一勺勺地喂。

       刷牙,一定要把牙膏递在手里,才知道放进嘴巴。一定要握住她的手活动几下,她才开始刷。

       大夫说:这是抑郁症,要住院。

       她却听到了,正色说:我好着呢,我只是失去了亲人,给我点时间。

       大夫犹豫着,开了药。

       她不吃,头拼命躲闪。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说实话,看到她为大吝如此伤心,我的心里不是没有嫉恨的。我冲她发了火,在她又一次拒绝吃药之后。

       我冲到海边,揪住一个船夫,坐上他的汽船就出了海。吹了三个小时的海风,我的气消了,回到宾馆,却正看到她被抬出来。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她被抬出来,也是最后一次。

       她闭着眼睛,没有一丝血色。

       用的就是她曾经给我讲过无数次的方法。一缸温热的洗澡水,两只流血的腕子。

       岛上只能火化,小小的火葬场,据说“客人”都是一些溺水的人。



       我捧着她的骨灰回到了家乡。

       一大串钥匙,每一串都连着一个不能被称为家的地方。那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卖掉的一些产业。她走得那么匆忙。我随便挑出一把,正是那年我躲了三个月的地方。

       许是天意。我把她的骨灰安放在客厅的柜子上面。她没有拍遗像,她是很不喜欢拍照的人,我只好把一张我、大吝还有她的合照供了起来。

       三个人,笑得开心极了。



       我跑到堂哥的监狱去,他们问我是谁,问了很多遍。最后终于告诉我,堂哥在一场打斗中被误伤,伤重不治。

       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面,我又一次大张着嘴,不知该说什么了。

       他们以为我伤心过度,生硬地安慰我,又让我通知他的妻儿来领骨灰。我想到堂嫂,她早已带着孩子改嫁。突然,我灵光一现,对他们说:我就是他最近的亲人了。

       登记了身份证,拍了照片,按了手印。

       我抱着堂哥的骨灰,走在大街上。

       我不知道挫骨扬灰到底该怎么做,甚至我的内心深处突然没有那么恨他了。最终,我只是把那些灰白的粉末倒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我正在这样做的时候,一个环卫工人冲过来,他对我说:罚款,五十。

       接了钱,他把那些骨灰收拢在他带盖子的簸箕里,我看到里面有着一些树叶、脏纸巾和烟头。然后,他向着远处走去。

       我目送着那只簸箕,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过了多年以后,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庸懒的仲夏早晨,穿过丝丝跳跃的阳光,你的眼神,如微风一样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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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居
by 红酥手贱

       水,淡水,清洁、珍贵的淡水。

       一只水喉被拧到了最大限度,里面缓缓流出一股细细的水线。我卷起袖子,褪下丝~袜装在裙子兜里,先打湿了耳后、膝窝和肘窝,再把双手的动脉~轮流置于水线下。三十秒钟后,我的血液温度就降低了33%,体温也随之恢复正常。

       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怎么又不穿防护服就出门了?

       未及答言,那个声音又说:你洗个澡吧,我今天的配额还够用。

       我转过头去,又是他。

       B10129号,这是他的代号。他是一个外形堪称完美的男性,这种被圈养起来、专门用来提供精子的男性,代号都是B开头的。这是一份人人梦寐以求的工作。除了每个星期要接受两次电击让人不那么愉快,其他的一切堪称完美。

       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地球上所有的男性都失去了生育能力。其实不是什么退化或者突变,就是因为地球越来越热了,为了保存精子而进化出来的那个器官失效了。  

        一开始也没有完全失效。男性,女性,都做了很多努力,因为冷敷而冻伤的男性不计其数。可是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大批的残次产品,十年间,新生婴儿的畸形率不断上涨,最后达到了99.99%。后来,就没有人冒险了。渐渐地,幸福公司的优良精子成为了人们的第一选择。禁止使用民间精子的法律颁布于2117年,那年,北回归线附近,夏季平均气温43摄氏度,冬季平均气温零下38摄氏度。如果没有伟大的科学家张小恒和他伟大的发明——巢,人类很可能像绝大多数其他物种一样,已经灭绝了。

       此刻,我正身处一个“巢”里。巢是一个太阳能与风能相结合的建筑,内部温度永远恒定在26摄氏度。巢并没有使用昂贵的核能温度调节器,它的秘密,科学家们研究了一个多世纪,还没有彻底揭开。远远望去,巢是一个蛋形的建筑,高99层,太阳能面板覆盖了90%的立面。每个巢可容纳9100人,这个数字是恒定的。进入巢,需要经过指纹和虹膜的双重识别。

       我所在的这个巢是幸福公司的资产,它建成于2241年,至今还是一幢新崭崭的建筑。而我是幸福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负责精子供给者的部分数据监测。幸福公司在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巢,它为每一位女性平等提供受孕服务。

       据说,在三百年前,还有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存在。男性和女性,他们不住在各自的公寓里,他们住在一起,孩子也不是交由政府统一抚养的。我一想到那种原始的状态,就感到头皮发麻。据说那时婴儿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如今,婴儿在出生三个月时就要接受放置激素水平稳定器的大脑手术,以将“爱情”这个进化中的错误分叉彻底从生活中剔除。虽然手术很复杂,十二个脑区都有神经需要阻断,但是手术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从此再没有激素水平的拨动,不论是多巴胺、垂体素还是安多芬,它们都将再也无法左右人类的思维与理智。

       我看着自己手腕上的那个符号,一颗心,上面有着禁止的图样。这是手术成功的标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进入巢,找到一份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

       我唯一发愁的是,我已经29岁了,30岁,是政府强制生育的最后年龄。作为女性,每个人都必须繁育至少一名后代,这是我们身为地球子民的责任。这件事已经折磨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对于生育,我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排斥。

       B10129号再次慷慨地邀请我洗个澡。

       我问他:你想起自己的名字了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说:上次我跟你说,名字我忘记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名字。我不是经过筛选的那种,我是一个……原生供给者。

       我惊到:可是你长得……

       他说:并不像“他们”,是吗?这就是变异吧。

       原生供给者,是幸福公司的一个高端项目。所谓原生,就是在幸福公司出生并由幸福公司统一抚养长大的供给者,这种供给者携带100%显性遗传的双胞胎基因。供给者从21岁开始可工作12-15年不等。很快,幸福公司发现,虽然经过了重重基因筛查,这些原生供给者并不比其他供给者更受欢迎。成本高昂,口碑平平,幸福公司在十年前就停止了原生计划。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失落。我说:没关系,你可以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可是我连自己该姓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天下的姓都随便你挑,这还不好吗?

       他想了半天,说:我要姓张。

       我问:为什么?

       他说:为了纪念张小恒。

       我们都沉默了。张小恒是以叛~国~罪被处决的,仅仅是因为他将巢的设计图纸无偿公之于众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名字我还没想好,可以让我再想几天吗?

       我说:当然可以。

       他笑了,又一次说:你洗个澡吧,我今天还有0.12立方的淡水配给呢!

       我犹豫了一下,就钻进了他的清洁间。



       淡水,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了。我等待清洁间缓缓关上门,然后屏住呼吸,按下了清洁键。雾状的清洁剂顿时从360个喷头里无死角地附着在我的皮肤和衣物上。我根据提示音抬起胳膊和腿,让全身的皮肤都受到消毒。接下来,再按动冲洗键,闭上眼睛静静等待着。这是我最期待的时刻。雾状的水幕顿时包围了我。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虽然只有十秒,可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与这种感觉相比,我每天使用的免洗清洁剂简直就是在自欺欺人。据说,三百年前淡水还是很充足的,我想象着那时人们被水雾包围1分钟,不,5分钟的感觉,那一定是天堂般的体验。冲洗后,我等待着温和的人造风烘干皮肤和衣物,突然想起了今早看到的新闻。

       离开巢,人类将无法生存,这一点可以说是共识了。可是,前几天,有人在地表下发现了人类的踪迹。地下十几米,穴居的人类。媒体称其为异类,宣称他们携带各种病原体。

       气温的异常据说是从遥远的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的。2017年的夏天,世界上很多城市都迎来了历史最高温。很多质疑的声音出现了,北大西洋温盐环流,这个重要的地球温度调节按钮,出现了很严重的紊乱。它给一些地方带去了可怕的洪水,又让另一些地方的土地龟裂,粮食颗粒无收。

       一位日本科学家说:整个地球正在飞速变暖。未来300年内,这颗蓝色的生命星球上,也许将再也找不到生命。

       人们哗然。可是,还没有人来得及记住他的名字,仅仅两天后,日本本土就笼罩在了核污染的阴影中。柏琦海滩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露事故。32小时后,泄露引起了连锁反应。最终,日本不得不举国背井离乡,离开了那串笼罩在死亡阴影中的小岛。

       在各国公投后,日本本土被人工填埋,永远沉入海平面之下了,从此,地球上再也没有了那个闪烁霓虹的国家。

       然而,危机并没有解除。季风将饱含辐射的空气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终于,那些辐射严重超标的地方——中国的上海、香港,水城威尼斯和曼谷,还有纽约也没有逃过被人工填埋的命运。三个月后,荷兰和埃及也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这些古老的地名,读起来总有种让人想莫名落泪的感觉。据说,这些地方在三百年前都曾盛极一时。

       可是,人们很快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那个夏天,那时的人们所严重依赖的一种叫做空调的电器罢工了,因为室外的温度已经超过了这种电器的工作极限。人们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恐慌,许许多多的谣言开始蔓延……



       清洁间发出了短促的提示音,我这才发现,风早已停了,抽湿机已经开始工作,我该出去了。

       B10129号正焦急地等在门外——不,他有姓了,按照惯例,我该称呼他“小张”。小张问我: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只是走神了。

       他说:你也看到那个新闻了吧?

       我点点头说:真没想到,“外面”还有人。

       他说:很快我也要到外面去了……

       我呆住了:这么快?

       他点点头说:十四年零十个月了,虽然我的检测报告没问题,但是也到了“强制报废”的时候了。

       这时,中央广播系统响起了熟悉的音乐声,该吃午饭了。我和小张一起向食堂走去。我问:离开这里你准备干些什么?

       他说:我想去找我的弟弟。

       我问:弟弟?

       他说:你知道,“原生”的都是双胞胎。

       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

       他继续说:我弟弟厌恶这份工作,三年前,他终于逃了出去。

       我说:他在什么地方呢?

       他迟疑了几秒,轻轻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可能跟新闻里那些穴居人在一起。

       他吃着经过严格配比的营养餐,我吃着高热量的工作餐。我心里一阵难过,本来就味如嚼蜡的饭菜更加难以下咽了。我在这个巢里没有一个朋友,我以为,小张会成为我的朋友,可是,他要走了。

       自从19岁进入幸福公司,成为一名“幸福人”之后,十年了,我还没有考虑过,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巢,我能去哪里。租一间属于自己的巢?以我微薄的积蓄,恐怕也就够付一两年的房租吧!



       整个下午我都闷闷不乐。新来的主管显然不喜欢我,早上她居然让我去2公里外的一个巢送资料。要知道,这根本不是我的份内工作。我质疑道:找个信使去不就行了?

       她瞪着我,恶狠狠地说:这是一份保密等级4A级的重要资料,你不去,我就记你一个不服从工作安排了!

       不服从要扣掉整月的奖金,我连忙说:我去!我去!

       出发前,我看了看温度表,44度。

       想了想,我还是没有穿高温防护服,毕竟,我在47度的天气下,都出过门,防护服穿起来又太麻烦。

       可是,我送达后,主管居然呼叫我,让我再去另一个1.5公里外的地方取一份资料。此时的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了45度。

       我仔仔细细思考着,究竟是哪里得罪了这个主管。



       快下班的时候,一个人事部的同事找到我,告诉我,我被“强制报废”了。我惊讶地问:我才工作十年啊,不是39岁才“强制报废”吗?

       人事部的同事比我还惊讶,他说:我觉得你还是个小姑娘呢,可资料显示你已经39岁了呀,难道是系统出了错误?

       我带着哭腔说:我才29岁!

       他说: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根据规定,你得赶紧去找主管写个情况说明,过了今晚,你的报废单就要正式生效了!

       我连忙呼叫主管,她一直没有回复。我跑到主管的公寓,门缝里没有一丝光,我敲了半天门,没有一点儿动静。我急得要发疯,跑到顶层找了三个小时,几乎把90-99层这十层娱乐空间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她。再跑到她的公寓,灯还是黑着。我守在她的公寓门口,敲了一晚上的门。

       第二天早晨六点,门里面突然有了响动。主管走了出来,她看到我,诧异地问: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揪住她的领子:你在房间里为什么不开门?

       主管一把推开我:你要造反啊?什么态度!

       我还来不及说什么,两个保安就冲我走了过来。他们说:你已经被强制报废了,请在早上8点前离开这里!

       主管冷笑一声,返身把我关在了门外。

       保安们监督着我,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整理着个人物品。这时,小张冲了进来,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我被……强制报废了。

       小张问:怎么可能?

       我抑制住哽咽,说:人事部说,是我的年龄被弄错了。昨晚主管不给我开门,今天报废令就生效了,不可更改了。

       小张说:那你准备去哪儿?

       我说:还不知道……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吧!

       他掏出一支笔,附着我的耳朵说:我把我弟弟的定位方式都给你,不过,现在各种联系方式都不保险,你试试吧。  

       不到一分钟,他把一张写好的纸条递给我。我接过一看,在联系方式下方,写着:弟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请一定悉心照料她。

       我的眼泪终于抑制不住地滴落在纸条上,我慌忙擦掉眼泪,还好,字迹没有变模糊。

       我穿好了高温防护服,拉着我的两只大箱子,离开了巢。



       阳光非常刺眼,我的防护服是最便宜的那种,根本没有过滤紫外线系统。我走在街上,人不多,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不时有没穿防护服的人突然就倒在路上,穿梭的急救车总是霸道地鸣叫着。人,真是脆弱啊。据说,三百年前,人的寿命能达到七八十岁,而现在,50岁就已经是高寿了。

       我也曾晕倒在路上一次。那还是我第一年上班的时候,对自己过于自信,没穿防护服跑了很久,突然就感觉到一阵眩晕,接着裸露的皮肤跟滚烫的地面就亲密接触了。醒来时,我的双肩、双手都烫伤了。急救员让我付钱,我试了好几次,起了大泡的手指总是不能正确地输入指纹。急救员说:没钱,我们就不能继续施救了,你的福利医疗经费已经用完了。

       我说:我有钱,有钱!你等等!

       我拿起一根针,挑破了手指上的泡,忍着剧痛,终于成功输入了指纹。

       这期间,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好几个人扔出去。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一阵发抖。

       跑了一整天,防护服里面排出了整整一升汗液,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没想到房价竟然上涨得如此惊人。我的全部积蓄,竟然不够半年的房租!

       一个穿涂鸦防护服的男孩问我:你到底有多少钱?

       自从我开始找房子,这个男孩就跟着我。涂鸦的防护服,本身就像一种保护色,让人敬而远之。男孩说自己有房子,不停问我有多少钱,问得我都要发毛了。

       我瞪了他一眼: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他说:帮你做预算啊!俗话说,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儿!

       他竟然懂“预算”这样的词,我问:你几岁啊?

       他说:十四了!

       看上去,他不过十来岁。我问:你到底有什么房子?

       他说:便宜的房子,就是不知道你住得惯不!

       我终于被他说动,跟着他来到了郊区的一个巢里面。这个巢跟我工作和生活了十年的幸福公司的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可一进入内部,我便大开了眼界。

       这里是一幢群~租~房。原来我的宿舍也不过十平米的空间,是巢的标准房间形式。可这里的十平米住了整整十二个人。四张上中下的三层床铺,那男孩要租给我的,便是他自己的铺位——墙角的上铺。

       我心算了一下,问:这……这是不是超过配额的九千一百人了?

       男孩一笑:这个巢里起码有十万人。

       我惊异道:那岂不是超载了?

       男孩指着温度计:你看,26度!什么超载,就是个防御系统,早被攻破了。这个巢住多少人,温度都一样!

       我感觉了一下,确实跟我之前住的巢没有什么分别。我又问:租给我了,你睡哪儿?

       他指指我的下铺:我跟他挤一挤!



       租金的确很便宜,于是我安顿了下来。后来,我知道了,男孩叫小亮,是被母亲寄养在这里的,就等着长大了参加幸福公司的供给者选拔。他出租自己的铺位,是为了偿还一种游戏设备的分期付款。

       这里的混居状态,一开始让我非常不适应。这里的住客都是些身份不明,面目不清的人。这里就是一个中转站,除了小亮这样的孩子,没有人会久留。小亮帮我挂起了帘子,于是,我拥有了一个长1.8米,宽0.6米,高目测有0.5米的私人空间,反正我是不可能在铺位上坐起身来的。不过我不太在意,令我感到非常不习惯的是,这里的淡水是限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0.001立方米,想要更多,有钱也买不到,因为这个配额刚刚够身体每天的饮用需求。每天,我排半个多小时的队,在清洁间里给全身涂满免洗清洁剂,再等待清洁剂结成硬壳,然后像小狗一样抖抖身体,让硬壳碎裂落下来。自从来到这里,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水雾与皮肤接触的感觉。

       只有一件事是值得高兴的,那就是,我的资料被更改后,我不再需要生育了,毕竟,我已经“39岁”了。

       我找了很久的工作。虽然有些地方的工作,强制报废的年龄放宽到了45岁,可每家公司在浏览我的资信记录后,都拒绝了我。后来,终于有个好心的女人告诉我,她看到我的记录里写着——因暴力倾向与不合作态度而被开除!点开详情,还能看到我撕扯主管领子的视频。虽然消了声,我狰狞的表情还是能让人脑补出很多剧情的。

       好心的女人说,我只有试着去打黑工了。遇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已经到了冬天。我低着头,穿着我臃肿的低温防护服,浑浑噩噩地走回郊区的巢。黑工,顾名思义,不看履历,也没有任何保障的工作。比如说:信使。

       政~府的信使,价格昂贵得令人发指,这就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底下信使。如今,这个城市的底下信使行当是最红火的黑工。在我为幸福公司工作的时候,没有少跟他们打交道。我撕下了贴在墙头的几张信使招募公告,准备第二天就去挨个儿面试。



        入夜,房间里的其他十一个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说,今天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我听了,把冰凉的脚在被窝里藏好。不知为何,今天平时有些不一样。虽然巢内的温度计显示还在26度,但我的牙齿打起颤来。

       半夜,我似乎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小亮爬上来推醒了我。他说:真被你的乌鸦嘴说中了,系统好像要崩溃了!

       我睁眼一看,灯已经打开,所有人都在忙着穿低温防护服。我这才感觉到自己的双手和双脚,还是耳朵已经冻得发疼了。我也慌忙僵硬地下了床,穿好防护服。有个人在向大家展示着他的水杯,里面的水早已结成了冰块,而且应该是在一瞬间。因为他的水杯虽然炸裂了,却还由冰块连结在一起,保留着裂开的样子。

       不一会儿,一个柔和的女声从巢无数的大喇叭里同时响了起来:您好,请速穿好低温防护服,有序离开。因不明干扰,本公寓的温度调节功能已失效。

       有人出去了,又回来。他对他的同伴说:巢里比街上还冷,走吧,我们还是去街上避一避。很多人跟着他们出去了,最后,只有我留在房间里。因为我的脚,已经一点儿知觉都没有了。

       过了很久,女声又开始说话:请还未撤离的人员迅速撤离,本公寓的智能识别门禁即将失灵。

       我的脚稍微缓过来一点儿,我挪到门口,看到大门已经被好几个壮汉强行拉开,其他人正鱼贯而出。不及向大汉们道谢,我也慌忙跟着冲了出去。



       呵,冬夜!户外果然要稍微暖和一点儿,我的防护服显示,温度要比巢里高3度左右。我站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抬头望向星辰。我已经有十年没有见过星空了,不论夏夜还是冬夜。我思考了几分钟人生,这才发现,我的四周,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人们都去了哪里?他们要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

       不过,我很快就知道,自己将怎样度过了。因为有两个穿涂鸦防护服的青年向我走来,他们手里都拿着一尺多长的钢管。是小偷还是强盗?我来不及细想,转过身,撒腿就跑,他们立刻在后面紧追不舍。

       跑了好久,我感觉到越来越喘不过气了。防护服过滤冷空气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我呼吸的速度了。我头晕目眩地停了下来,准备听天由命了。可那两个青年也停了下来,在离我十几米远处。他们弓着腰,手扶膝盖,有一个甚至试图解开防护服的呼吸罩。

       终于,他们放弃了。一个青年把手里的钢管向我掷来。我笨拙地一躲,没躲过,锋利的断口立刻刮破了我的防护服。我听见两个青年互相埋怨起来,原来,他们果然要抢劫我的防护服。我慌忙捡起钢管大步走远,与此同时,防护服滋滋地漏着气。

       走了有几百米,气已经漏得差不多了,我在一个背风的角落蜷缩起来。我的全身已经冻得发僵了。难道,我就要这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吗?

       突然,我看到面前的下水井盖中冒出蒸汽。蒸汽,只有热源才会冒出蒸汽来!我慌忙扑倒在井盖上,顺着小孔看下去。有灯光!

       我开始扳那井盖,纹丝不动。我又把钢管插入小孔中撬动。使出了毕生的气力,才听到咣地一声,井盖被撬开了。

       我顺着梯子爬了下去,僵硬的手脚让我几次差点掉下去。

       很久之后,在我觉得再也坚持不住的时候,终于,我的脚踩到了坚实的地面上。下水道里面的温度比地表要高出不少,但是一个人都没有。我顺着长长的甬道走了很久。每隔十米,有一盏昏暗的灯照亮一小块区域。甬道一直是下坡路,我怀疑自己已经进入到了地下深处。

       猛地,我想到了那个新闻。穴居人和传染病。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走下去。正在犹豫,一束强烈的手电光柱毫无防备地照在我的脸上。下一秒,我听见一个似乎很熟悉的声音说:怎么是你?

       那人把手电照向自己的脸。是小张!

       见到熟人,突然间我再也支撑不住,一阵抑制不住的眩晕袭来,接着我就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房间里灯光昏暗,我留心看了,没有窗户,只有让空气对流的通风口。小张坐在我的床边,他对我说:我有名字了,我叫张自由!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一笑才发现,我浑身都疼得厉害。

       他慌忙按住我:别笑,你严重冻伤了,现在得好好养着。

       我问:这就是“穴居”人的地盘?

       他说:穴居人是外面的叫法,我们自称地下的公民。

       我养了三个月的伤才彻底痊愈。小张每天都来看我,他向我讲述着这个地下世界的一切。

       这里的气温,比地表要稳定不少,没有酷暑和严寒。大约三万人聚居在这个地方。据说,像这样的聚落还有很多,它们之间经常互通有无。一个叫做光合作用发生器的发明,让地下生活变得普通起来。地下河带来丰富的淡水,人们耕种、收获,原始而自足。

       每天,地下的公民要吃十顿饭,每顿只有几口。小张说,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食物的能量。这一切都是他的胞弟规定的,因为他就是这个地下世界的统治者,他的名字叫张光明。

       小张说:我和弟弟真是心有灵犀。我们在没有商量过的情况下,都给自己选了“张”这个姓,而且都是为了纪念张小恒。

       我笑了。经过了几个月的疗养,我的笑已经变成了只有眼睛变成月牙的形状。我还没有见过小张的胞弟,因为我还是一个客人,只有正式成为地下的公民,才能觐见他。

       我需要经过一个手术,摘除激素水平稳定器的手术,而我一直在犹豫。并不是因为手术有20%的失败概率,而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地下公民的生活方式。

       这里崇尚自然生育,崇尚古早的爱情。这些都是我之前的29年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



       在我还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有大批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据他们说,巢已经陆续失效了。先是那些超载的巢,失去了调节温度的功能,接下来,所有的巢都仿佛受到了传染,纷纷失效了。据说很多人宁死也不离开巢,于是他们就和巢一起被冻成了雕塑。一个自称学者的人,断言说,巢失效是因为极端的低温已经超过了它的调节范围,这是张小恒没有想到的。

       那天,我跟着搜救队,救起了一个行将倒毙的女人。我们剥下她已经跟皮肤粘在一起的防护服,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我的主管。尽管她闭着眼睛,我还是认出了她。我叫醒她,她看到我,就像看到了魔鬼。她说:我已经下地狱了吗?

       我说:这里的确是地下。

       她又闭上了眼睛,做出流泪的表情,可是冻伤让她流不出眼泪了。她说:你一定很恨我吧!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你?

       她说:你没有错,都是我的错。我已经39岁了,可是,我不想被报废。我贿赂了上司,请他更改了我的年龄,改成了29岁,又请他把我调来这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可是,当我见到29岁的你,我就明白,我们只要一起出现,我的年龄一定会被怀疑,我的秘密就会被揭穿。

       我说:所以,你就要置我于死地?

       她说:弱肉强食,这就是世界的规则。我不会道歉的。

       过了几天,她的伤势加重,在睡梦中静静去了。



       在我的坚持下,小张陪我“上去”了一趟。城市里,无数的巢,在失去了自动清洁的功能后,已经被皑皑白雪覆盖,冻成了巨型雕塑。街上到处是冰雕般的尸体,我们走了没有几步,我就被绊倒了好几次。我问小张:地球就这样完蛋了?

       小张望着远方,说:地上的世界枯萎了,可是,我们还有地下的隐秘世界。人类这么顽强,怎么会轻易完蛋呢?



       三个月后,我躺在手术床上。小张一直把我送到手术室外,还在踮着脚张望。大夫给我戴上面罩,我缓缓吸入麻醉剂,渐渐失去了意识。

       如果可以醒来,我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不止拥有繁育的功能,还将拥有爱情。

       像淡水一样珍贵的爱情。
过了多年以后,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庸懒的仲夏早晨,穿过丝丝跳跃的阳光,你的眼神,如微风一样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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