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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忘记文革?---如果经历文革的一代人已经死去,再淡化历史,以后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作者:江帆

回想44年前的炎热天气,1966年8月6日一早,突如其来的“斗鬼风”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席卷了复旦园。

按日期来说,它本应在我保存的文革初期一段日记(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网刊《民间历史》)的区间之内,可是,日记对自己所目睹的这么大的一桩事件却无一字记录。为什么回避记录呢?现在想来,主要是它来得太突然,整个校园恐怖一片,脑子也乱哄哄的,以致不知该如何落笔才能写清楚,才能表达我的惊悸、疑惑与反感。现在很后悔,为什么当初就不去尽力记录一二呢?但后悔也没有用,没有记录就是没有记录。

读到《陈丕显回忆录》时,特别注意此书中的有关文字:“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

这场“斗鬼风”从何而来?谁是揪斗的对象,谁又是揪斗的主体?它是“造反闹剧”,还是“保皇丑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这段回忆文字给出的答案,显然是模糊的,混淆的,语焉不详。

据本人回忆,当时现场外围亲眼所见,被粗暴揪斗的尽是些专家、教授、学术权威。揪斗得最厉害的、名气最大的有数学系的苏步青、生物系的谈家桢等;中文系的朱东润以“反革命傲骨”著称,硬是不肯低头下跪;还有一个是有名的“大叛徒”,外文系教过我们俄语的黄有恒,就是《王若飞在狱中》书中写到的那个黄平。揪斗黄有恒的场面声势浩大,他每交待一件罪行,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本人所在的新闻系,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就拉出来一个写杂文的“反动杂家”林帆,戴着高帽子押着游街,他当时不过是个讲师。杂文杂家必是“反动”的,报上大张旗鼓批判的邓拓及“三家村”是写杂文的杂家;中文系学生批斗的徐震也是写杂文的杂家。徐震这时已成“死老虎”,墙倒众人推,他的笔名“公今度”也被附会为“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斗得浑身上下是墨汁,一塌糊涂,真像个“鬼”似的。细数复旦园被揪斗的“牛鬼”,除了这个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现任校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可称做领导干部外,不见当时还有其他什么领导干部、当权派被揪斗。按《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一起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这起码与复旦园里的事实不符。

事实的真相无须辩驳。

“8.18”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复旦园中,“造反有理”的号召还没有响起,造反派还没有公开亮出旗帜并串联,红卫兵组织还没有筹建,怀疑校党委的“战斗队”还是各自为战,不可能一夜之间形成如此步调一致的“造反”行动。

我当时是新闻系一年级造反派“十二人战斗小组”的成员之一,我可以拿人格担保,在“斗鬼风”中,我们小组决没有任何一个造反派同学上前去揪斗、打人(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没有!),也没有看见一个熟悉的其他造反派同学参与揪斗、打人。什么叫“造反”?那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反派学生当时的矛头所向,是校党委及其代理党委书记王零(还有上面的杨西光),对“斗鬼”非但不感兴趣,而且大多是反感的、抵触的,有的造反派学生甚至公开出面反对和制止。“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决非造反派所为,压根儿就戴不上“造反”的帽子。

“斗鬼风”分明是一场“保皇丑剧”。8月11日,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贴出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王零精心培养的这两个笔杆子反戈一击,震动了复旦园。这张大字报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把许多内部材料抖落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事实表明,“斗鬼风”是有预谋、有部署的统一行动,是由复旦校党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群众造他们的反,一手导演的,从而“越演越烈”的闹剧、惨剧。

好在现在还能看到复旦师生中一些当年亲历者、目击者的回忆,就我所看到的文字,有三个人的回忆录是同我记忆中的印记相互重叠、相互印证的。
这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最早的有关回忆见于安文江的《我不忏悔》(原文参见1989.5《东方记事》)。安文江当时是复旦中文系四年级(62级)学生,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回忆与反思,真可谓震聋发馈的一声呐喊。他对复旦园里的“斗鬼风”是这样描述的:

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已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

记述得最为详尽、细致、真切的,是曹为平的专题网文《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曹为平当时是物理二系64级的造反派学生。他说到的“斗鬼”情形,正是当时我在操场外围所看到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我才起来就听到复旦大学横贯东西的主要大道,我们称之为“南京路”,其北面的操场上十分热闹,该操场的东面是学生宿舍八号楼。我急忙赶到那儿,那儿已经到处是人,斗鬼风已经开始了。所有的乒乓桌现在都改成了斗鬼台,桌上站着好多个后来被我们称之为保守派的人,还有一两个牛鬼在那儿跪着,多的跪着三、四个。正是盛夏,不少都是汗流满面的,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乒乓桌周围围满着人,我来得晚只有站在外面。那些牛鬼被反架着手,在他们背后的保守派则正在对他们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手揪着头发。

曹为平还说到一张《斗鬼风从何而来?》的大字报,这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这斗鬼进行了一个上午,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了。到了下午大家就要回家,似乎经过一个星期天,昨天传达的中央精神就要冷场了。可是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复旦党委的如意算盘转。当我离开斗鬼场准备去吃午饭时,看到在“南京路”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斗鬼风从何而来?》文章不长却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早不斗晚不斗,昨天才传达了中央精神就出现了斗鬼风,指出这场斗鬼风完全是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中央精神移开。看了这张大字报我豁然开朗,立即觉得自己是上当了,被转移了注意力,而且马上想到下午大家要走,这不是要使中央的精神冷场吗?许多人纷纷起来对这次斗鬼风进行了质疑,保守派们就说我们反对斗牛鬼蛇神,包庇牛鬼蛇神,是反对文化革命,专门反党。

最为清醒的回忆、深刻的思考,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我认为要数被誉为“最有风云气著述”的吴中杰的《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作者吴中杰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留校教师,复旦风云的过来人。他在写作此书时,借用了当年复旦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和《大字报选》这两本难得的原始资料。吴先生的记述不妨在此多摘录一些:

“斗鬼风”是从8月5日傍晚批斗经济系老教授萧纯锦开始的。接着,在8月6日、7日两天之内,接连批斗了30多名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红色恐怖席卷整个校园。

这个行动显然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事先,在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的体育场上搭起高高的批斗台,然后各系拉出本系的“牛鬼”上台批斗。

中文系的批斗对象是朱东润和徐震。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主持批斗徐震,用红黑墨水浇得他满身满脸的,竟是徐震当年做中文系总支书记时一手培养的班干部,现在她们却对过的顶头上司下此辣手。倒是揭徐震小组的同学,明确提出反对这种做法,这个小组中有一位平时很腼腆的女生,这时却勇敢地跳上台去,试图制止这种野蛮行为,指责他们这样做违反政策,而且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但中文系还不算是最残酷的。数学系的苏步青在被批斗之后,还带着纸做的牛头帽子游街,当然也是满身红黑墨水;生物系在批斗谈家桢之后,用绳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长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来;而七十多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斗完之后,还要游街,残酷的学生用草绳捆住他从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当场就跌死了。

在“斗鬼风”的高潮中,大字报栏上还贴出一张漫画:《牛鬼蛇神群丑图》,把周予同、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等人都丑化了一通。这张漫画在当天晚上就被“孙悟空”(注:即哲学系有名的造反派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揭下,他们反对这样做。

红色恐怖虽然吊起了一些人的嗜血的胃口,但是也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因为这些学生认为,这股红色风暴干扰了他们揭发党委的大方向,所以断定这是党委搞的阴谋,从而提出了谴责。于是党委有人放风说:“斗鬼是群众自发的要求。”这当然无法令人信服。这样一场有组织有部署的统一行动,岂是“自发要求”所能搞得起来的?于是王零又在全校大会上提出了对牛鬼蛇神应如何斗争更为有利的问题,又被一些学生指责为推卸责任,转移目标。

吴先生接着感叹说: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当年自己被打入牛棚,吃到许多苦头的人,却在各种场合慷慨发言,把这场恐怖风暴的责任,加到不该为它负责的人群身上。因为此时,原党委的领导人都已复出,重新掌权矣。这真是文人的悲哀,悲哀的文人呀!

不过,他也写到,也有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知识分子。

谈到历史的真实,吴中杰先生更是感慨不已:

现在看一些回顾那段时期历史状况的作品,大都是义愤填膺的文字,而且多的是脸谱化、程式化的描写,有些人物成为罪恶的符号,而另一些人物则成为正义的化身。这大概就是欧阳修所谓“人情成是而败非”的观念作怪罢。但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实际情况远较此类描述更为错综复杂。过来人刻意跟着某种调子转,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是一种奴性的迎合;后来者因无知而随声附和,是一种盲目的跟从。

是的。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历史也并不如此混沌。历史,更不会因为某些人刻意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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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文革的一段记忆

--作者:陈迈平

    我曾经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本来以为文革已远,后来才发现,那还是一个永不消散的阴魂。

    在我对文革的记忆中,有一个场景是我终生难忘的,而最近又经常在我的眼前晃动。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末的闷热的一天。上海复旦大学校园之外的家属宿舍区。黄昏之后,路灯初亮之时。我还不满十四,和宿舍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乘凉闲坐。突然,宿舍大门外人流拥动,脚步杂沓。有人在激情地大声讲话,喊叫着“造反有理”之类的口号。我们是好奇的孩子,都跑到了大门外去看。

    人群最前面,领头的是复旦家属食堂的几个女炊事员,其中有个大胖女人,手里拽着另一女人的头发雄赳纠地往前走。那个女人挣扎着,嘴里不断哭求着,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敌不过大胖女人的力大无穷,还有周围其他女人的推推搡搡,几乎是被拖在地上往前爬。她们边拖还不断朝那个女人吐唾沫,还有人不断乘机地从旁边从后面伸脚踢那个被拖的女人。

    那年头正是大斗牛鬼蛇神的时代,连我们孩子都知道准是又要开会斗争什么人了,但过去都是看红卫兵斗走资派,学生斗老师,我自己的家也被父亲系里的红卫兵来抄过了,我们还没有看过女人们也出来斗争谁,家属们要斗谁。我听耳边跑来跑去的大人们问来问去,才知道复旦家属食堂的工人要斗上司复旦家属委员会主任。

    复旦的家属委员会主任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谈龙的妈妈,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的夫人。我到谈龙家去玩,都称呼谈伯母,所以今天都不记得她的名字。我那天听到是谈伯母被斗,真有点被吓坏了,因为之前都还只听说谁谁的爸爸被斗,妈妈好象都没有事,我妈妈就从来没有被斗。同学中妈妈被斗的这还是第一次。

    谈家桢教授本来是留过洋的博士,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当时他家住的是复旦最高级的第九宿舍,红色高墙之内的花园洋房和之外的简陋瓦舍颇有阶级的对比,而墙外住的包括家属食堂的工人。我记得谈龙家他爸爸从外国带回来的洋玩艺也多,比如当时少见的留声机。谈伯母也被认为是很洋派很斯文很讲体面的人物,在复旦过去是很出风头的,所以才当了家属委员会主任,大概也因为太出风头而背后总有点非议招人嫉恨。而这天谈伯母可是斯文扫地体面全无了。她被淹没在女人们的唾沫星子和咒骂声中。本来就是天热衣单的时候,撕扯之中,先是她的短袖衬衫被扯脱了撕掉了,后来是胸罩也被女人们故意扯开了,最后是半裸着上身,手被扭住,乳房垂吊着,白晰的皮肤挂上血红的指掐手抓痕迹,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刺目。

    我永远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景,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当时谈伯母白白的乳房明晃晃垂吊的样子。

    谈伯母后来被拖到了复旦大操场上的灯光球场,在复旦高能物理系当时发明的一种耀眼灯光下,被拖上一个台子批斗。我没有再敢跟去看,我真有点吓坏了。

    第二天,我就听到了谈伯母当天批斗完被放回家就自尽的消息。我觉得我的同学谈龙真可怜,只在一夜之间,妈妈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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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纪念毛清献老师故世四十年


            


                

照片说明:复旦老教师(拍摄时间在大约为1956年-1957年之间)。第一排:左一:王福山;左二:潘金(苏联专家,,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研究所);左三:叶蘊理;左四:周同庆;左五:周世勋;左七:毛清献;左八:钱毓敏。第二排:左二:吴寿煌(63年调西安交大);左三:包宗明;左五:康来鹏(后调北京某研究所)左七:钱锺华;左八:左九:李园,(后调上海工学院)。第三排:左一:王兆永; 左二:郑思定;左三:潘笃武;左四:何鸣皋; 左六:李富铭,左八:华中一;左九:邹延肃(后调高教出版社)

纪念毛清献老师故世四十年

--作者:邱励欧

毛清献是复旦大学物理系讲师,在1963-64年度教过我们大班原子物理。记得他说很标准的普通话,讲课非常清晰。他高瘦的个子,有腿疾。前额很宽,鼻子尖尖的,戴着眼镜。他出身书香门第, 毕业於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研究生班, 有儒雅的学者风度。

1966 年文革初期,复旦大学党委为保自身,抛出大批教师,授意在校内系里批斗。毛清献先生和殷鹏程先生就是在物理系首先被抛出来的。说什麽他们有个黑房间,在里面讲黑话。实际上的黑房间是毛清献,盛虞琴等单身教员的宿舍。加了一张沙发。总有些别的教师来闲聊或中午休息。那个时代,什麽话不能上纲上线呢。或是传出去了,或是有人汇报了,就有了黑房间的罪名。我的一位66届同学只记得大字报里批过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殷鹏程先生在反右时有些言论,差点评为右派。这次再抛出来搞。

八月的某一个星期六,灾难降临到毛清献,殷鹏程两位讲师头上,他们遭到有组织有预谋的批斗。参与者是一些物理系保党委的学生和部分政工干部。在批斗中毛,殷二老师挨了打,脸上被浇了墨汁。

会后殷鹏程回了家,幸有惊恐的家人为之洗刷。毛清献回到单身宿舍,因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而跳楼自杀。据说跳下时口中还叫着:“救命啊!” 很惨。

是谁打了人浇了墨汁?四十年来从未追查过公布过。低头被斗的殷鹏程自然没线索,笔者的朋友辈当年都是反对打人反对整教师的,所以无人在现场。最近问到一个68届老同学,说到有一个尹姓68届男生在批斗会后回寝室夸耀自己打了二位老师,并说“今天打得真痛快!”尹某在多年后病故。66届某同学回忆:66届张某(女生)也打过。 其他还有谁?始终无人调查,无人忏悔。

(此文发出以后,有一69届老同学补充,他曾随同班参加了毛老师自杀前一天的批斗会,曾亲眼看见别人给毛清献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学生翁某打了毛老师,摁他的头。事后这位69届同学向本班政治指导员提出关于打人的质疑,政治指导员支吾不作回答。所以根据目前统计, 毛老师被不止一次批斗。)

第二天是星期天,物理系总支紧急召开另一个批斗会。殷鹏程老师本来被令出席批斗会,但临时又改变了命令,叫他回去写交代。可能是怕再多一个自杀的。

物理系的星期天批斗会是教师范围的,被批斗的是盛虞琴,王兆永,郑广恒三老师。盛虞琴与毛清献 是同室,王兆永57年时是干部,只因为某些定右派的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自己也变成右派。大约在59-60年已脱帽,这次又被抛出来。他们进会场一看,大标语上写着:“毛清献自杀是自绝于人民!”已明白什麽事了。批斗会是由总支书记老金主持的。有与会者回忆, 会上金书记发言时很激动, 他的手不时地敲到弯腰低头的王兆永的背上。会上三位教师脸上被人涂了墨汁, 会后他们被带到物理楼大厅毛泽东像前罚跪

大约是66年七月下旬的一天, 我正在七号楼附近的复旦“南京路”浏览大字报,突然背后人声喧哗。 我回头一看, 是一群兇兮兮的学生包围着殷鹏程老师,他大约也是来看大字报的。有人找来了一张方凳子, “站上去! 站上去!读大字报!”好几个人同时嚣叫。原来那块地方就正对着批殷鹏程的大字报, 凳子放在“南京路”中央。只见殷先生踏上了凳子, 他的目光向十几名围攻的学生扫视了一下, 有几分凛然。我暗暗敬佩. 那天没有打人,但已罚站示众。 这是我文革中唯一的一次亲眼目睹老师被围攻, 所以记得很清楚。大字报的内容至今只记得一条:是殷先生上课时讲到”概率”,用了《毛主席语录》作比方:“一本毛主席语录共有XX页, 翻到任意一页的概率是多少呢?”

后来十六条发布,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中央社论一直号召“批判资反路线”,复旦造反派从六,七月的受压变成造反有理。党委无法自保,这几位老师均靠边站或劳动改造,一直作为有问题的人。直至67年春的一天,老金带了总支的几个人来殷鹏程家,讲了一下对其运动初期受从冲击表示平反道歉。殷鹏程在68年工宣队时期又再次被隔离审查,这是后话。

一直到1978年某月在物理系才开了一个为毛清献老师平反的会,由当时的系主任贾起民代表学校宣布平反。毛清献老师无家属,这个平反会也就乏善可陈。一位优秀的物理教师就这样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慢慢淡去了。

1968 年工宣队对进驻上层建筑,在复旦搞了一个“九五行动“,实际上是个全校性的突击性的非法大搜查。我的寝室也被搜查过。工宣队在老金家中找到一个自制收音机,底板上有他画过的毛主席像,于是金兆良被处以破坏毛主席宝像罪,遭批斗并下放劳动。70年后在校机修厂与我同为劳改对象和难友。只不过我是定了性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比他更重。当时机修厂有多个劳改分子,我对其中的一位难友说:“你看这个老金,他过去整人很凶,现在也懂了不是反革命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味道了呢。“

殷鹏程在反右早期曾写过一篇“谈总结“和一付对联:对联云:

强求干部盲目服从命令宁左勿右
奉承领导有心响应号召只多不少

这样的话就够得上当右派了。听说是党委王零把他保了下来,定为中间偏右。原因是殷鹏程业务好,留着有用。殷因了这段历史,文革被抛出来是不可免的。他倒达观勇敢,忘了受批斗入另册的身份,在文革后期又指导了十来个大中学生组织的基本粒子学习小组,此事在“科学的春天”那段时期还上过“解放日报”。 但是他总受排挤,文革后升教授也受阻。后来王福山先生任同济物理系主任,殷自己要求去了同济当教授。以后又到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做访问教授,现退休在美。

殷鹏程教过我量子力学,王兆永教过我高等数学。 王兆永为人温和。他为打成右派的同事及学生说话,虽然给自己惹了祸,倒也得到好口碑,他在80年代中期担任过复旦物理系系主任,后应俜任香港浸会学院当物理系系主任。退休后定居美国。

郑广垣,盛虞琴二位老师也已经退休。盛老师在德国定居. 他们这些优秀的物理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磨难在文革四十年之际一定有许多感慨。毛清献老师的悲剧仅是文革中千万件悲剧之一, 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则超出了本文的叙述范围。

老金在文革后担任过复旦监委书记,现已退休。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我在百年书画展遇见他。握手之时,彼此都提到了当年在一起劳动改造的事。校庆庆典上,我看见他戴着花环坐在院士们后面的荣誉席中, 王零等退休校级领导也在其中。
  
八月,值此毛清献老师殒命四十周年,作文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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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也不过四十年;作恶的人,一定会得到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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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恒先生当时正值壮年,身材敦实,爱抽雪茄。他博学多才,机智能干,是现代中国难得的新闻活动家。早年他毕业于著名的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20年代回国,长期在路透社远东分社工作(曾任分社社长),采写了大量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报道,特别是舍生忘死现场采访并及时向世界报道了日军对重庆的野蛮轰炸;他还曾以出色的新闻敏感,最先向全世界播发了“西安事变”和“开罗会议”等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令国际新闻界同行刮目相看。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曾约请田汉等进步文人编辑副刊。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接受国民党给他去台湾的机票,决定留下来。周恩来从田汉那里得知此事后,特地邀请他去北京居住,等待分配。后来是陈望道校长把他从北京请来担任新闻系教授的。

对于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我们当时略有耳闻,但知之不详。只觉得他在学习会议上出言谨慎,表情严肃,不像平时接触中那样轻松风趣。我们也感觉得到,上头对他还是颇有疑忌的。会上一再询问他解放前同英国领事馆以及几个英国朋友的关系,他一一作了说明,后来还专门写了交代材料。谁知三年之后的肃反运动中(1955年7月),他竟被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后来一直关押,直至1961年病死狱中,时年才五十七岁。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一再为赵敏恒先生的冤屈申诉呼吁,可是毫无结果,自己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了“右派”。直至80年代初,才双双平反,可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两个知识精英的人生就此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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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恒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大有人知道了,即使在他从业的新闻界。但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个名气很大的新闻记者,他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而且名扬国际新闻界。
  
三次新闻事件和金烟盒奖
  
赵敏恒之所以能产生国际影响,并不全在他供职于外国通讯社的职务便利--先是担任美国美联社驻南京代表并兼任英国路透社驻南京特派记者,后则升任路透社中国分社社长--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新闻敏感性特别强,善于捕捉重大新闻,率先报道,因而产生轰动效应。这里可举三个例子:
  
一是关于“藏本事件”的报道:1934年6月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藏本英明突然失踪。日本当局一口咬定,藏本为中国所谋杀,要求中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是借此挑起事端,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他们一面发出外交通牒,一面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日本军舰退去炮衣,瞄准市区,战争颇有一触即发之势。幸好南京警察厅侦缉队次日就在明孝陵东北山中一座破庙里将藏本英明找到,但藏本绝口不谈出走的原因,蒋介石政府又下令各通讯社和各报社不得报道这一消息,以免刺激日本。
  
赵敏恒从警官赵士瑞处了解到具体情况,就假扮青年会代表去慰问藏本,藏本大为感动,遂向他倾诉了许多心里话。原来藏本在中国工作多年,屡受排挤,不能升迁,因而觉得人生无味,决计自杀。赵敏恒不顾政府禁令,立即将谈话写成新闻稿,通过外国新闻社发表出去,使日本政府狼狈不堪。为此,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指名大骂赵敏恒是“中国最恶毒的宣传员”。但这一骂,却反而扩大了赵敏恒在国际新闻界的影响。
  
二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赵敏恒在家里突然接到中央社的一个电话。电话里没头没脑地发问:西安有没有电报?路透社有没有驻西安的记者?放下电话后,赵敏恒觉得对方问得离奇,决定顺着这条线索去寻找西安方面的新闻。他马上打电话给交通局,询问到西安的通车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陇海路只通到华阴。”这样,他就断定西安方面肯定有情况。他知道此时蒋介石在西安,就保卫工作而言,决不会把整个西安封锁起来的。根据原先对国内情况和各派力量的了解,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当地东北军发生兵变,扣留了蒋介石,所以才会封锁了整个西安。他再核实了一些情况之后,果断地向路透总社发电,报道了西安兵变的消息。他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
  
三是关于“开罗会议”的报道:1943年10月,赵敏恒以路透社特派员身份参加访英团,途经埃及、葡萄牙飞赴伦敦。到达埃及首都开罗时,偶然在街上碰到蒋介石的侍卫长,他知道此人是紧随蒋介石身边的,不可能独自远行,所以立刻判断出,蒋介石此时一定也在开罗。于是他就留下来继续寻找线索。恰好这时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也在开罗,他问罗果夫苏联方面有什么情况?罗果夫告诉他,这里有许多苏联军政要员。他判断,斯大林也到了开罗。于是,再通过美联社和路透社的关系,打听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消息,知道他们此时都不在国内。这种种迹象都说明:开罗正在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而且一定是决定战争进程和世界命运的会议。于是他立刻写好新闻稿,准备通过邮局发往英国,但被告知:上级有令,一律不准往外发送新闻稿。这一通知,再加上沿途见到开罗市内军警戒备森严,使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确定无疑。于是他立即飞往葡萄牙,在里斯本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有趣的是,在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开罗会议的新闻稿之后,蒙在鼓里的英国外交部,还指责路透社乱发消息。而美联社关于开罗会议的报道,则比路透社整整迟了14个小时。
  
因为开罗会议报道的特殊成绩,赵敏恒获得了金烟盒奖。这是路透社内的最高奖项,烟盒上刻有受奖者的名字,据说只有很少的人获此殊荣,全社只有十多人得到过这种金烟盒。同时,也因这个报导,赵敏恒被提升为路透社远东司司长。
  
追求新闻自由的热血记者
  
赵敏恒能从细微处发掘出重大新闻,但他不是一架新闻报道的机器,更不是为了饭碗而盲从的驯服工具,他是一个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热血记者。这样,他就难免要与政府官员,甚至与顶头上司发生冲突。
  
抗战之前在南京工作时期,他就与蒋介石手下专管文化的高官张道藩干过一仗。张道藩是法国留学生,以文化行家自居,又自恃得宠于当道,平日非常骄傲。在一次金陵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旁若无人地用法语与法新社首席记者及其漂亮的女秘书高声交谈,影响了会场秩序,弄得大家侧目而视,主持人也向他示意,但他仍喧哗如故。赵敏恒实在看不下去,就用英语对张道藩加以斥责,张道藩恼羞成怒,对赵敏恒加以恫吓。为了照顾会场秩序,赵敏恒暂不理他,等散会之后,却候在停车场上,等张道藩出来,就迎了上去,大声地直呼其名,说道:“我倒要领教你如何报复我!”张道藩哪里受过这样的冲撞,显得非常狼狈,而赵敏恒则毫无退让之意,出现了尴尬的场面。别的同行官员连忙出来打圆场,才算了事。
  
抗战时期,赵敏恒救亡热情高涨,奔忙于各个战区之间,向路透社发送了大量的抗战消息,准确而且及时。他不管党派之争,只要有利于抗战的,一律加以宣传。所以他不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施加的压力,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抗战,而且还及时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指责国民党政府不顾大局,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赵敏恒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硕士学位,他信奉的是新闻自由原则,追求的是新闻的真实性,不愿意将新闻报道置于某种政治利益的要求之下。这一点,即使在外国新闻界,也不易做到。而赵敏恒性格倔犟,意志坚定,他宁可放弃现实利益,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样,他终于与他所服务的新闻机构所在国当局发生了冲突。
  
1944年,英国当局组织一批记者到非洲去写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的胜利。但赵敏恒看到的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非常气愤,他没有去写歌颂蒙哥马利的文章,却写了不少揭露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通讯。这些通讯原是寄给他的夫人谢兰郁的信件,却被他的学生陆铿看到了。陆铿觉得这些通讯写得很好,就把它交给重庆《新民报》发表,总题为《伦敦去来》。这些揭露殖民主义的通讯触怒了英国政府,他们要路透社开除赵敏恒,并不准将这些报道汇编成书出版。但路透社是民营机构,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社方顶住不办,赵敏恒则表示:如果我写的不符合事实,你们可以处分我、开除我,如果我写的是事实,则这属于新闻自由,他们无权干涉。后来官方对路透社董事会施压,要赵敏恒写检讨。但赵敏恒为了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为了维护记者的尊严,严辞拒绝。他毅然辞去路透社的工作,拒领退职金。
  
这之后,他先后担任过重庆《世界日报》和上海《新闻报》总编辑,一直到解放军进军上海。
  
在肃反运动中的冤屈
  
上海解放前夕,像赵敏恒这类知名文化人,都存在一个去留问题。赵敏恒是名记者,人脉广泛,要他去的人很多。国民党军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三次催他到台湾去,说机票都已订好了;宋美龄也派她的留美同学张蔼真来找谢兰郁,劝他们到台湾去;联合国总部也邀请他去做新闻官员。
  
但赵敏恒也有不少左派朋友,田汉夫人安娥是谢兰郁的好友,田汉挽留他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你不要走!”并说他已将赵敏恒的事向周恩来汇报过,周恩来也欢迎他留下,并答应在北京安排工作,当年在重庆时,周恩来曾多次宴请赵敏恒,表示感谢他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报道,尤其是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这时,赵敏恒和谢兰郁目睹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对他们也彻底失望了,他们最后选择了留下。
  
但没有想到的是,他却被送进了设在苏州的“革大”--即华东革命大学,那里的主要功课是交代历史问题,接受思想改造。毕业以后,也没有再分配他从事报纸工作。还是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爱才,他请赵敏恒到复旦新闻系教书,担任新闻采访和写作教研室主任。赵敏恒在重庆时期就是复旦新闻系兼职教授,现在回到复旦做专任教授,倒也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但不久,赵敏恒还是出事了。倒不是因他率先发布了什么新闻,而是由于“历史问题”。
  
那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紧接着就全面展开了“肃反运动”,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赵敏恒因其曾供职于外国通讯社,被作为“国际间谍”、“特嫌分子”,捉将进去了。
  
那时,复旦被捕的人不少,人们见怪不怪,而且也不准“怪”,所以赵敏恒事件在校内倒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对他的家人来说,则是一个晴天霹雳。谢兰郁到处为夫鸣冤叫屈,她有充分的理由:赵敏恒不过是受雇于外国通讯社,而路透社又是个民间组织,他只不过做些公开的新闻报道,怎么就成为“帝国主义特务”了呢?这呼叫似乎产生了一些效果。1956年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一位领导人在做报告时,承认肃反运动中有些人搞错了,其中就举了赵敏恒的例子。家人和朋友都高兴了一阵子,但从此就没有下文。原来市委书记柯庆施不同意改正,因为他预料政治风向马上就要转变,所以赵敏恒的案子就拖着,到1960年,还是判了8年徒刑。而且谢兰郁也因“为夫鸣冤”,而被她所在的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浦去劳动改造,直到1961年才摘去帽子。
  
谢兰郁早年在北京贝满中学读书时,认识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她是贝满中学的数学教师,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因李德全的关系,参加了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李德全和吴贻芳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南京沦陷,撤退到武汉以后,因战乱中流浪儿童越来越多,她与李德全、邓颖超等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其后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宋庆龄、李德全为副理事长。整个抗战时期,谢兰郁都为这两个机构工作,胜利后还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政府还承认她这段时期的劳绩,所以安排她担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委员,但到得要将她打成右派分子时,这些事又都成了历史包袱,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



  
图: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副理事长宋美龄、李德全同常务理事、负责人合影。
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摄于一九三八年年五月,汉口。照片转自《二闲堂》网站


赵敏恒被捕,谢兰郁下乡改造,这一家人的困境可想而知。住房是日益缩小,不断搬家,从复旦筑庄38号楼上楼下一套日式房子,一直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小屋,工棚的四壁是用竹条编的,从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田野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当然也就四面透风了;家庭经济也陷入困境,只好变卖旧物勉强度日,甚至把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也变卖掉了。


历史不会忘记
  
赵敏恒判刑后,即押赴江西新余矿山劳动。在离开上海前,谢兰郁带着儿子赵维承到提篮桥监狱去见他一面。只见赵敏恒的头发全白了,健壮的身体变得十分消瘦。谢兰郁问道:“要不要上诉?”赵敏恒说;“不要上诉了,没有用的。”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维承这么大了!”他感到一种欣慰。停了一会,他又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习呀!”真是语重心长,别有深意存焉。
  
赵敏恒的刑期从1955年被捕之日算起,还有两年就要满期,家人在等着他的归来。但是想不到,等来的却是他的死讯。1961年1月6日,他病死在劳改矿山里,时年57岁。谢兰郁、赵维承母子二人到达江西新余后,扒在一辆油罐车后面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达那座矿山。她们看到的只是一口薄皮棺材。据说是因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中毒身亡。谢兰郁提出要开棺见尸,不同意。她再提出要找与赵敏恒一起劳动的犯人谈话,也被拒绝了。这时,已经懂事了的儿子赶快对母亲说:“算了罢,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们自己也回不去了!”谢兰郁只好作罢,母子二人只带回一条羊毛被,作为赵敏恒的遗物,留作纪念。后来连赵敏恒的尸骨也找不到了,他似乎永远在国人的视线中消失。
  
路透社并没有忘记这位为本社立过功勋的记者。文化大革命后期,路透社社长访问中国时,曾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周恩来派人了解后,告诉他说赵敏恒已经过世,只好作罢。但国务院还是派了两名干部到上海,由里弄干部陪着访问了赵敏恒家属,这在当时,对缓解赵家的政治压力,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到得上世纪90年代,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白尔杰还是找上门来了。这时,谢兰郁已死,他就对赵维承说,路透社有一笔基金,专门用来给社员家属解决困难之用的,他受本社远东司人事部长的委托,送给赵敏恒家属两千英镑。这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当然是一笔大款项了。
  
赵敏恒的案子,是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结论说:“对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其实,赵敏恒不是特务的事,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了。问题就在于政治需要介入了法律审判,使法律失却了独立判案的能力。
  
我相信赵敏恒的事,后人还会提起。不但他的记者业绩将会作为新闻采访和写作史上的范例,供新闻从业者学习,而且他本身的遭遇,也将成为法制史上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作者吴中杰,学者,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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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就觉得好心痛,因为这场历史浩劫我个人完全不能原谅老毛,我觉得功是功过是过,并且功过不能相抵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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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忆园丁之樊映川老师
樊映川(1900—1967),安徽舒城县人。191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因为向往新思想的发源地北京大学而考入北大,毕业后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数学系讲师,1929年表现出色破格提为数学系教授。1930年受聘国立安徽大学教授。1937年秋,安徽省公费派他到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1940年获博士学位。但他放弃留美继续深造与优厚的工作待遇,毅然回国,于1941年春,樊映川却来到在河南嵩县潭头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任教,以满腔的爱国情怀和笃实的职业操守坚守教学工作第一线,担负起了河南大学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之重任。他随河南大学流亡在穷乡僻壤之时,自学天文知识,夜间在开阔的原野上观察天文星象,并为学生开设天文学讲座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多次同河南大学教授一起营救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运动中被捕的学生。1950年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1952年兼任该校数学教研室主任和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被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死于196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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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发行近1000万册的教材。 图2 敬爱的樊映川老师
诸君见到此教材一定会有所感触,
几乎遍及所有理工专业大学生使用。 。
樊先生文化底蕴深厚,他还是围棋高手、文学爱好者。他认为,一个学者不仅本专业领域的学识要渊博,还要尽可能汲取人类的思想文化精华。樊先生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他讲课深入浅出,以严密的逻辑和无懈可击的论证征服师生,所教的学生都有同感:“听他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有幸聆听过好几学期由他亲授的《高等数学》课,当时        助教是徐礼存和另外一个跛腿的拄着一根拐拄的某老师(据说是不慎踢足球而致)给我们上习题课。我当时体会听樊先生讲课,一定要仔细听,要跟随他的逻辑流程进行思考,不宜光记笔记,有心得或疑问要即时在讲义上做记号或划色线。这本上中下三册的校内使用讲义与前述的由江之永主编的《普通物理讲义》一样的开本大小,一样的红字白底封面,一样的优秀印刷质量。即便在当时纸张紧张的情况下,学校对重要的教材从来不吝啬用发黑的劣质纸张。
由他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上、下册)在1958年正式出版。截至1983年,累计印数达一千多万册。《讲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后来派生出《高等数学习题集》《高等数学学习方法指导书》和《高等数学习题集—习题选解》系列,也同样为深受各界欢迎。
先人已去,而记忆永存。学校已将2012年定为数学年,樊映川教授是同济大学的骄傲,既代表过去,也昭示未来。“樊映川”三字是同济大学及其数学系一个时代的符号永放光芒,将永远伴随着一代代大学生的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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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就是一个窃国 口口声声一个不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反对一党专政 结果呢 打赢gmd的代价就是三年大饥荒 为了还债饿死几千万人 还有为了夺权 发动文革 等历史来评价吧 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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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一代,赶上严打给枪毙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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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运的就是毛太子为了一个蛋炒饭死在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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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就觉得好心痛,因为这场历史浩劫我个人完全不能原谅老毛,我觉得功是功过是过,并且功过不能相抵
taprilg 发表于 2/10/2018 4:23:52 PM
功是什么呢?利用”共产主义“思潮建立起一个集权国家,给执政党奠定了掌控一切国家资源,掠夺一切公民私有财产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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