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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都瞎啊
就该跟着蒋老头都去台湾
留下暴民自己窝里斗自生自灭就行
中国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啊
贼不要脸
妈的

黄瓜86 发表于 2/10/2018 10:21:12 PM

当时的情况,一个是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知识分子被忽悠多年,另外至少中国大几百年没有这种邪教式内部大屠杀,大环境就是清帝和平逊位,北洋政府,国民党对知识分子还可以;裆内各种清洗社会上也不知道;知识分子怎么也想不到镰刀锤子党上台后锤子镰刀的目标是自己。


ratzinger_vest 发表于 2/11/2018 8:30:59 AM
据说跟老蒋去台湾的是大多数,留下来的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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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跟老蒋去台湾的是大多数,留下来的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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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粉 发表于 2/12/2018 2:21:31 PM
这个可以考证的。大部分应该是留下了。当时要是大陆的教授都到了台湾,台湾的高校岂不是挤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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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充分暴露了人性的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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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位民国院士近60人49年后留在大陆的命运



【81位民国院士近60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部分人的命运】

1948年,中国的内战正酣之际,第一届院士共81人诞生了,在 那个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同时也决定这些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精英的历史时刻,他们何去何从,陷于了痛苦之中,有今日学者专门写下了他们的选择——《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呀!有的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不想没有国家的流浪留下了,有的认为自己并没做错什么大不 了钻到故纸堆里留下了,有的害怕台湾还是不保留下了,当然也有毅然决然离开的,相当部分则是怀有极大的希望留下了,一如胡风的伟大献词《时间开始了》,他 说的是伟大的新时代的时间开始了。中共接管政权前后,共有22位院士离开大陆,28位人文组院士中留在大陆的18位(考古学家都在这个组)。他们,除了那 个没有人格的郭沫若外,其他一律遭到改造、整肃、批判,更有不堪忍受身心摧残与人格凌辱而自杀的。这里没有总结多少自杀的,下面转载的是一个基本介绍,读后只有无语的份。


    一、民国时期81位院士中离开大陆的22位院士


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 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 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各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二、民国政府的“抢救大陆学人”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 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 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 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 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 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 “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 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2位远走他国,而有近60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 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 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四、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 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陈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 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蓋,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 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 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 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 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 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曾昭抡(1899-1967)。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叶企孙(1898-1977).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惨死去。


       吴宓(1894-1978)。 1948年人文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 比站着好些”。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 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 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 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饒毓泰(1891-1968)。 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 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自殺身亡。


       谢家荣(1898-1966)。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翁文灝(1889-1971)。 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著名學者,輔仁大學教授,是中國最早期的地質學家之一。1948年更曾任擔行政院長,不過在任期間推出金圓券,引起金融混亂和惡性通 脹,聲名大壞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1951年從歐洲回到中國內地,後來在大陸曾經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71年病逝北 京。


        马寅初(1882-1982)。人文组院士。在抗日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 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 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 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 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溜溜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 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惹恼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出狱。 1949年后过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被打成右派,196年辞去校长。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 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钱端升(1900-1990)。 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 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 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被打成右派。1972年,好有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 使单独聊天时,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在“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六、其他部分著名学人的下场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 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 已先他而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 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 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 失。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 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 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 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 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 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 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 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 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 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 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 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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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淡化,遗忘,抹去这段历史。
Solidot:亲爱的网友们,你今天瑟瑟发抖了吗?《夹边沟记事》等多部书籍从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下架














网易蜗牛读书 近日发布的书籍下架通知

杨显惠所著的三部描述大饥荒时期苦难的作品《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和《甘南记事》从国内电子商务上全面下架。在淘宝网,搜索“夹边沟记事”,返回没有找到与 “夹边沟记事” 相关的宝贝,搜索甘南记事返回无关的结果,但定西孤儿院纪事还没有清除干净;在亚马逊 Kindle 商店,这三部作品的页面都已经消失,如果你以前购买过这三部作品之一,你仍然可以下载,亚马逊还没有从用户的书库内移除这些作品。三部作品下架的原因未知。

香港五七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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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4, 2014  ·







强烈抗议夹边沟地方当局的暴行

今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纪念先人的清明节。一批在反右运动中受尽迫害的幸存“右派”,及惨死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死难者右派遗属,原想在夹边沟现场为死难者树立纪念碑及举行祭奠仪式,却遭到酒泉地方当局以各种手段蛮横阻挠,砸碑、铲墓、断路、“盯梢”、监视,并以各种借口,阻拦悼念者进入夹边沟。原酒泉市博物馆已设立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一个遗址保护标志,也被拆除。
                          (一)    
甘肃省酒泉市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教农场,是广义的名称,实际包括夹边沟和明水滩劳教农场两部分。明水滩,坐落在酒泉市东200公里的高台县境内。夹边沟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三千多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右派分子”,大部分在屈辱、劳役和饥寒交迫中死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才决定抢救人命,但获救的幸存者仅剩五百人左右!...
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被划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尊严,安居乐业。2013年有政府官员否定历史,挑拨党群关系,声称划了55万右派没有处死一个,引起民愤。现在,夹边沟幸存者,反右受难者及其家属,为纪念无辜的死难者,渴望在这里建公墓、树纪念碑,以资悼念,更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要忘记这段共和国曾发生过的苦难。夹边沟的幸存者刘光基、赵桓民、孙枢、李景沆、蒲一叶、高仕必和黄自修等,为实现多年的心愿,决定自行筹款在夹边沟树立纪念碑、建造遗骨衣冠墓,最近党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更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准备今年清明节到现场祭奠。
夹边沟原劳教犯住宿的生活区及埋葬死者的公墓区,都是寸草难生的荒漠戈壁,在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用铁丝网与农场作业区隔离,经过五十多年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公墓区原有的墓堆及做为墓碑的小木牌小石块等已荡然无存,但因当地气候干寒,埋在地下的骸骨及死者衣物,部分仍能保存下来,在满含三千右派血泪的荒漠野地中,找到了好些死者骸骨,当年劳教犯自行开挖用以栖身的狭小地窝洞穴,还可以在生活区看到。
1960年9月至11月间,夹边沟劳教分子中,被抽二千多名迁移到二百公里外的高台县明水滩,结果,约一千八百人在此丧命。六十年代管辖此地的张掖市地委,曾在公墓地区树立一碑,上刻“张掖地区农垦局明水河农场劳教人员公墓”以为标记,现已不知去向。墓地和夹边沟一样已被铲平,不少骸骨暴露散落在光天化日之下。触景思故,令人寒心。党国蒙羞。
为改变如此忤逆人伦的野蛮状态,兰州市有九名幸存右派老人在去年8月联署致函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及有关政府部门,请求准许在夹边沟及明水滩原址,分别收拾暴露沙丘的遗骨建立“罹难者遗骨衣冠冢”公墓,树立纪念碑。其中和凤鸣等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还亲自到省委申诉,先后获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和省群众接待处人员的接见。他们被告知,党中央对历史问题没有新的决议前,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低调。酒泉市领导也表示“不支持,也不会拦阻。”高台县民政局表示支持重修公墓并在今年清明节树立原碑。因为是无纸办公,不可能拿到介绍信,但被告之“你们去到当地政府,报告一下姓名就可以了。这些口头批示,都有录像录音留存为证。
                           (二)
     根据默许,去年11月1日,夹边沟的环形遗骨衣冠冢和黑色石碑已大致建成。但几日后,声称是中共肃州区委宣传部的人员来严厉斥责、阻挠施工,首先挖断耄耋老人们修通的进夹边沟道路和跨水渠涵管。至11月14日夹边沟内纪念设施,已被“身份不明”的人全部砸毁,并挖坑深埋。一直支持设置纪念碑的夹边沟林场场长邹大军已被撤职降级。夹边沟入口处原设置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遗址保护标志,也遭人拆掉。
     清明前半个月,建墓设碑的老人们中最年轻者张遂卿(74岁,原按右派监督劳动21年,改正时才发现根本没有批准的假右派分子)突然接到高台县通知,明水滩农场的公墓原址,已改建成新村,说是当地居民反对在村内树立纪念碑,建议取消原定清明节当天举行集体祭奠。张遂卿的退休单位(甘肃省气象局退休办)也口头警告他,接省委电话,若参与此事,退休待遇将被取消。欲往明水滩的祭奠者没有理会警告,仍去几人在明永村原公墓处,与当地农民和谐恳谈,农民对远道而来的尽孝者钦佩不已,他们说自己年青不知这段历史,祭奠着摆了两束民政局赠送的鲜花,念了简短悼词,鞠躬祭奠,拍照留念。十分平和的与当地村民挥手告别。悼词有高台县加进去的一句话“河西建设成就,也有你们的功劳、苦劳。”高台县公安局派去以防不测的便衣人员远远看着,没有任何干预。一些参与者因受到各方压力而取消行程。
张遂卿和天水的一对姊妹乘车前往酒泉,准备到夹边沟祭奠。当他们所乘公交车驶入酒泉车站,即有数名彪形大汉和娇柔淑女便衣人员登车,说是宣传部派来接待的,强行扣留送他们到一家市内酒泉饭店入住。自称是肃州区林业局局长及民政局局长的两名男子,在酒店陪同张遂卿吃午餐,告诉他为了预防山火及临时军事演习,去往夹边沟的道路已被封闭。二小时后,艾晓明、吴娟及任众到达,不顾监视人员劝阻,自行乘出租车前往夹边沟,但途中遇到土堆堵路,路边插有公告牌、说前方有军事演习,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几名便衣人员上来阻拦。出租车司机也接到公司电话,催他驶回酒泉。艾晓明等三人无奈,在离开前朝夹边沟三鞠躬,向亡灵致意。第二天清晨,艾晓明等三人和张遂卿决定二度闯关。临近夹边沟林场时,遇身临时套穿迷彩服的人员及路障阻拦,也以民兵演习为由,阻止他们的前进。面对他们无理阻挠亦无可奈何。实际并没有什么演习, 全面封锁夹边沟林场是实,可以看看录像,表演的太“猴戏”。
                            (三)
事实表明,酒泉市当局破坏夹边沟右派遗址纪念物、毁灭证据、阻挠人民祭奠右派亡灵,都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反右运动的记忆,妄图通过一代一代长期消磨,使人们忘记史实,篡改历史。
这是极其愚蠢的作为:害人性命,复又毁人之墓,弃人尸骨,砸人之碑,既违天理,又悖人性,既不仁,更不义,何以言构建和谐社会?
1960年深秋,起义将军、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到夹边沟农场,询问他那响应中共号召、从美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而被冤枉为右派饿死在夹边沟的弟弟傅作恭埋葬在哪里?农场场长刘振宇竟编造谎言回答道:“听说他跑了。”逼得傅作义大怒,狠拍桌子,批评道:“你这哪里是共产党做的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国梦”伟大号召。
习总书记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发誓要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但是,心怀一党之私,为灭迹而挖掘公民先人之坟墓,弃被害人的尸骨,何言团结全民族?
望衮衮诸公慎思之。


此致
中共中央委员会:
甘肃省省委及兰州市市委
甘肃省酒泉市市委及肃州区区委
甘肃省张掖市市委及高台县县委

                      残存的“右派分子”受难者、遗属及正义声援者
                                        (详见签名) 2014.4.30.
   签名表格(不分主次及顺序)
序 姓名 职称 户籍地 备注
1 叶光庭 副教授 杭州市
2 贺一欧 副教授 杭州市
3 叶孝刚 讲师 杭州市
4 王葆琛  讲师 杭州市
5 蒋彥明 教授 杭州市
6 蒋福寿 公民 杭州市
7 董则恭 小教高级 杭州市
8 顾炳荣 工程师 杭州市
9 施毓英 教授 杭州市
10 杨世元 工程师 杭州市
11 李逸群 药剂师 杭州市
12 丁振海 公民 杭州市
13 顾永欣 公民 杭州市
14 顾岁荣 工程师 杭州市
15 张博君 小教一级 杭州市
16 高少成 公民 杭州市
17 李民辉 中教一级 杭州市
18 陆  绮 小教高级 杭州市
19 张  聪 中教一级 杭州市
20 王掌英 公民 杭州市
21 叶天和 公民 杭州市
22 孟绣涛 工程师 杭州市
23 龙  霖 公民 杭州市
24 卓寿谦 公民 杭州市
25 洪维政 教授 杭州市
26 於炳华 小教高级 海宁市
27 钱惠炎 小教高级 杭州市
28 赵祖纲 公民 杭州市
29 沈家龙 公民 嘉兴市
30 顾延龄 中教高级 绍兴市

签名表格(不分主次及顺序)
31 冯志宣 高级经济师 北京市
32 王书瑶 调研员 北京市
34 蒋绥敏 工程师 北京市
35 赵  忠 行政干部 北京市
36 李善明 工程师 北京市
37 陈开仁 高工 北京市
38 任  众 公安干部 北京市
39 马文都 公民 北京市
40 高鸿亮 教师 北京市
41 杜  光 教授 北京市
42 李家騤 公民 北京市
43 纪增善 公民 北京市
44 博绳武 公民 北京市
45 魏伯岚 公安干部 北京市
46 王远增 公安干部 北京市
45 范洪皋 教师 北京市
46 张迎新 公民 北京市
47 姜万里 公民 辽宁省
48 刘治学 高工 青岛市
49 吴汝文 副教授 青岛市
50 刘英臣 公民 青岛市
51 吴正华 公民 青岛市
52 谭天荣 教授 青岛市
53 刘禹轩 作家 青岛市
54 高  芸 诗人 青岛市
55 邵正详 公民 云南省昆明市
56 赵文科 公民 云南省昆明市
57 何文贵 法学教授 云南省昆明市
58 宋林松 教授 江苏省苏州市
59 韩欲济 公民 北京市
60 陆丰年 高级教师 江苏省东台县
61 魏  巍 法律学者 浙江省余姚市

62 金问信 机械师 北京市
63 徐美芬 教授 湖北省武汉市
64 汪兆均 企业家 北京市
65 田彐薇  小教一级 杭州市
66 张凤林 高工 北京市
67 张蔚生 高工 北京市
68 武宜三 主编 香港
69 高鸿凡 公民 上海市
70 俞梅荪 公民 上海市
71 史宗伟  公民 河南省
72 李宏仁 学生 吉林省
73 翟裕宗 教授 青岛市
74 汪廷奎 公民 广州省
75 孙英平 公民 河北省
76 沈志庸 公民 北京市 See More
See Translation

— with 武宜三, Ying Chi Lee and Fung O Ling.


适逢反右运动60周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联合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将于在本周六举行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的放映会。《夹边沟祭事》总长6个多小时,讲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肃夹边沟天寒地冻的荒漠、戈壁中,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逾千人被活活饿死。

该片导演、中山大学学者艾晓明接受采访时称,这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却被丢弃和掩盖了几十年,当年幸存者、亲历者死的死、老的老,有的很难被找到,而采访中也遇到了当局的阻挠,整个纪录片的制作能依靠的人力物力也十分有限。艾晓明说:

“这个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我把它记录下来了,2017也是中国开始反右运动的60周年,摧残了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中很多人在随之而来的迫害中不幸遇难,我觉得也应该纪念他们。现在幸存者很多都已经年事已高,现在很难找到,还有一些我找到了也有在我的采访和拍摄过程中去世,拍摄采访也遇到一些阻挠,当地政府不愿意这件事情继续被追踪,整个大的环境也不希望人们再探讨这个事情,毕竟我是一个个人,能够和我一起同行的人也非常的有限,个人能力上也有很多力所不逮之处。

艾晓明强调,夹边沟的伤害和围绕它的抗争一直延续到当下,而人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纪念碑,也被砸碎。

艾晓明告诉本台,由于该主题至今仍是禁忌,中国大陆的观众无法观看该片,而她也因此遭到警方、校方多次约谈:

“内地的观众可以看到那是我最大的希望,因为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也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哪个电影节欢迎我都非常高兴,但是我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些传播的事情。警察现在追着我问,他们也不算是找我麻烦,但是要找我谈话,谈了一次又一次,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艾晓明:“我说多了也不方便。”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上承肃反与胡风事件,下启大跃进和文革,标志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之链上的一大历史转折。但基于“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的底线,反右和文革一样,至今不能被提及和做历史反思。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告诉本台,反右运动的荼毒甚于文革,至今仍有许多人因揭露反右历史遭到当局打压:

“记录了右派分子的苦难经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大陆看不到。现在大陆当局极力封锁那段历史,比如铁流先生他编了一套丛书,就是右派分子写的《往事微痕》,结果大陆不能出版,他自己又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炎黄春秋》登了一些文章,结果也遭到了整肃。现在右派分子活着的都是80多岁了,我倒希望这些朋友活着的应该把那段历史做些记录,现在不能出版我想将来总有一天要出版,中国反右派运动对中国的摧残是极其严重的,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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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次文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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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90楼ratzinger_vest的帖子


是的,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淡化,遗忘,抹去这段历史。
Solidot:亲爱的网友们,你今天瑟瑟发抖了吗?《夹边沟记事》等多部书籍从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下架














网易蜗牛读书 近日发布的书籍下架通知

杨显惠所著的三部描述大饥荒时期苦难的作品《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和《甘南记事》从国内电子商务上全面下架。在淘宝网,搜索“夹边沟记事”,返回没有找到与 “夹边沟记事” 相关的宝贝,搜索甘南记事返回无关的结果,但定西孤儿院纪事还没有清除干净;在亚马逊 Kindle 商店,这三部作品的页面都已经消失,如果你以前购买过这三部作品之一,你仍然可以下载,亚马逊还没有从用户的书库内移除这些作品。三部作品下架的原因未知。

香港五七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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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4, 2014  ·







强烈抗议夹边沟地方当局的暴行

今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纪念先人的清明节。一批在反右运动中受尽迫害的幸存“右派”,及惨死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死难者右派遗属,原想在夹边沟现场为死难者树立纪念碑及举行祭奠仪式,却遭到酒泉地方当局以各种手段蛮横阻挠,砸碑、铲墓、断路、“盯梢”、监视,并以各种借口,阻拦悼念者进入夹边沟。原酒泉市博物馆已设立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一个遗址保护标志,也被拆除。
                          (一)    
甘肃省酒泉市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教农场,是广义的名称,实际包括夹边沟和明水滩劳教农场两部分。明水滩,坐落在酒泉市东200公里的高台县境内。夹边沟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三千多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右派分子”,大部分在屈辱、劳役和饥寒交迫中死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才决定抢救人命,但获救的幸存者仅剩五百人左右!...
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被划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尊严,安居乐业。2013年有政府官员否定历史,挑拨党群关系,声称划了55万右派没有处死一个,引起民愤。现在,夹边沟幸存者,反右受难者及其家属,为纪念无辜的死难者,渴望在这里建公墓、树纪念碑,以资悼念,更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要忘记这段共和国曾发生过的苦难。夹边沟的幸存者刘光基、赵桓民、孙枢、李景沆、蒲一叶、高仕必和黄自修等,为实现多年的心愿,决定自行筹款在夹边沟树立纪念碑、建造遗骨衣冠墓,最近党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更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准备今年清明节到现场祭奠。
夹边沟原劳教犯住宿的生活区及埋葬死者的公墓区,都是寸草难生的荒漠戈壁,在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用铁丝网与农场作业区隔离,经过五十多年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公墓区原有的墓堆及做为墓碑的小木牌小石块等已荡然无存,但因当地气候干寒,埋在地下的骸骨及死者衣物,部分仍能保存下来,在满含三千右派血泪的荒漠野地中,找到了好些死者骸骨,当年劳教犯自行开挖用以栖身的狭小地窝洞穴,还可以在生活区看到。
1960年9月至11月间,夹边沟劳教分子中,被抽二千多名迁移到二百公里外的高台县明水滩,结果,约一千八百人在此丧命。六十年代管辖此地的张掖市地委,曾在公墓地区树立一碑,上刻“张掖地区农垦局明水河农场劳教人员公墓”以为标记,现已不知去向。墓地和夹边沟一样已被铲平,不少骸骨暴露散落在光天化日之下。触景思故,令人寒心。党国蒙羞。
为改变如此忤逆人伦的野蛮状态,兰州市有九名幸存右派老人在去年8月联署致函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及有关政府部门,请求准许在夹边沟及明水滩原址,分别收拾暴露沙丘的遗骨建立“罹难者遗骨衣冠冢”公墓,树立纪念碑。其中和凤鸣等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还亲自到省委申诉,先后获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和省群众接待处人员的接见。他们被告知,党中央对历史问题没有新的决议前,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低调。酒泉市领导也表示“不支持,也不会拦阻。”高台县民政局表示支持重修公墓并在今年清明节树立原碑。因为是无纸办公,不可能拿到介绍信,但被告之“你们去到当地政府,报告一下姓名就可以了。这些口头批示,都有录像录音留存为证。
                           (二)
     根据默许,去年11月1日,夹边沟的环形遗骨衣冠冢和黑色石碑已大致建成。但几日后,声称是中共肃州区委宣传部的人员来严厉斥责、阻挠施工,首先挖断耄耋老人们修通的进夹边沟道路和跨水渠涵管。至11月14日夹边沟内纪念设施,已被“身份不明”的人全部砸毁,并挖坑深埋。一直支持设置纪念碑的夹边沟林场场长邹大军已被撤职降级。夹边沟入口处原设置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遗址保护标志,也遭人拆掉。
     清明前半个月,建墓设碑的老人们中最年轻者张遂卿(74岁,原按右派监督劳动21年,改正时才发现根本没有批准的假右派分子)突然接到高台县通知,明水滩农场的公墓原址,已改建成新村,说是当地居民反对在村内树立纪念碑,建议取消原定清明节当天举行集体祭奠。张遂卿的退休单位(甘肃省气象局退休办)也口头警告他,接省委电话,若参与此事,退休待遇将被取消。欲往明水滩的祭奠者没有理会警告,仍去几人在明永村原公墓处,与当地农民和谐恳谈,农民对远道而来的尽孝者钦佩不已,他们说自己年青不知这段历史,祭奠着摆了两束民政局赠送的鲜花,念了简短悼词,鞠躬祭奠,拍照留念。十分平和的与当地村民挥手告别。悼词有高台县加进去的一句话“河西建设成就,也有你们的功劳、苦劳。”高台县公安局派去以防不测的便衣人员远远看着,没有任何干预。一些参与者因受到各方压力而取消行程。
张遂卿和天水的一对姊妹乘车前往酒泉,准备到夹边沟祭奠。当他们所乘公交车驶入酒泉车站,即有数名彪形大汉和娇柔淑女便衣人员登车,说是宣传部派来接待的,强行扣留送他们到一家市内酒泉饭店入住。自称是肃州区林业局局长及民政局局长的两名男子,在酒店陪同张遂卿吃午餐,告诉他为了预防山火及临时军事演习,去往夹边沟的道路已被封闭。二小时后,艾晓明、吴娟及任众到达,不顾监视人员劝阻,自行乘出租车前往夹边沟,但途中遇到土堆堵路,路边插有公告牌、说前方有军事演习,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几名便衣人员上来阻拦。出租车司机也接到公司电话,催他驶回酒泉。艾晓明等三人无奈,在离开前朝夹边沟三鞠躬,向亡灵致意。第二天清晨,艾晓明等三人和张遂卿决定二度闯关。临近夹边沟林场时,遇身临时套穿迷彩服的人员及路障阻拦,也以民兵演习为由,阻止他们的前进。面对他们无理阻挠亦无可奈何。实际并没有什么演习, 全面封锁夹边沟林场是实,可以看看录像,表演的太“猴戏”。
                            (三)
事实表明,酒泉市当局破坏夹边沟右派遗址纪念物、毁灭证据、阻挠人民祭奠右派亡灵,都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反右运动的记忆,妄图通过一代一代长期消磨,使人们忘记史实,篡改历史。
这是极其愚蠢的作为:害人性命,复又毁人之墓,弃人尸骨,砸人之碑,既违天理,又悖人性,既不仁,更不义,何以言构建和谐社会?
1960年深秋,起义将军、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到夹边沟农场,询问他那响应中共号召、从美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而被冤枉为右派饿死在夹边沟的弟弟傅作恭埋葬在哪里?农场场长刘振宇竟编造谎言回答道:“听说他跑了。”逼得傅作义大怒,狠拍桌子,批评道:“你这哪里是共产党做的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国梦”伟大号召。
习总书记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发誓要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但是,心怀一党之私,为灭迹而挖掘公民先人之坟墓,弃被害人的尸骨,何言团结全民族?
望衮衮诸公慎思之。


此致
中共中央委员会:
甘肃省省委及兰州市市委
甘肃省酒泉市市委及肃州区区委
甘肃省张掖市市委及高台县县委

                      残存的“右派分子”受难者、遗属及正义声援者
                                        (详见签名) 2014.4.30.
   签名表格(不分主次及顺序)
序 姓名 职称 户籍地 备注
1 叶光庭 副教授 杭州市
2 贺一欧 副教授 杭州市
3 叶孝刚 讲师 杭州市
4 王葆琛  讲师 杭州市
5 蒋彥明 教授 杭州市
6 蒋福寿 公民 杭州市
7 董则恭 小教高级 杭州市
8 顾炳荣 工程师 杭州市
9 施毓英 教授 杭州市
10 杨世元 工程师 杭州市
11 李逸群 药剂师 杭州市
12 丁振海 公民 杭州市
13 顾永欣 公民 杭州市
14 顾岁荣 工程师 杭州市
15 张博君 小教一级 杭州市
16 高少成 公民 杭州市
17 李民辉 中教一级 杭州市
18 陆  绮 小教高级 杭州市
19 张  聪 中教一级 杭州市
20 王掌英 公民 杭州市
21 叶天和 公民 杭州市
22 孟绣涛 工程师 杭州市
23 龙  霖 公民 杭州市
24 卓寿谦 公民 杭州市
25 洪维政 教授 杭州市
26 於炳华 小教高级 海宁市
27 钱惠炎 小教高级 杭州市
28 赵祖纲 公民 杭州市
29 沈家龙 公民 嘉兴市
30 顾延龄 中教高级 绍兴市

签名表格(不分主次及顺序)
31 冯志宣 高级经济师 北京市
32 王书瑶 调研员 北京市
34 蒋绥敏 工程师 北京市
35 赵  忠 行政干部 北京市
36 李善明 工程师 北京市
37 陈开仁 高工 北京市
38 任  众 公安干部 北京市
39 马文都 公民 北京市
40 高鸿亮 教师 北京市
41 杜  光 教授 北京市
42 李家騤 公民 北京市
43 纪增善 公民 北京市
44 博绳武 公民 北京市
45 魏伯岚 公安干部 北京市
46 王远增 公安干部 北京市
45 范洪皋 教师 北京市
46 张迎新 公民 北京市
47 姜万里 公民 辽宁省
48 刘治学 高工 青岛市
49 吴汝文 副教授 青岛市
50 刘英臣 公民 青岛市
51 吴正华 公民 青岛市
52 谭天荣 教授 青岛市
53 刘禹轩 作家 青岛市
54 高  芸 诗人 青岛市
55 邵正详 公民 云南省昆明市
56 赵文科 公民 云南省昆明市
57 何文贵 法学教授 云南省昆明市
58 宋林松 教授 江苏省苏州市
59 韩欲济 公民 北京市
60 陆丰年 高级教师 江苏省东台县
61 魏  巍 法律学者 浙江省余姚市

62 金问信 机械师 北京市
63 徐美芬 教授 湖北省武汉市
64 汪兆均 企业家 北京市
65 田彐薇  小教一级 杭州市
66 张凤林 高工 北京市
67 张蔚生 高工 北京市
68 武宜三 主编 香港
69 高鸿凡 公民 上海市
70 俞梅荪 公民 上海市
71 史宗伟  公民 河南省
72 李宏仁 学生 吉林省
73 翟裕宗 教授 青岛市
74 汪廷奎 公民 广州省
75 孙英平 公民 河北省
76 沈志庸 公民 北京市 Se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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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武宜三, Ying Chi Lee and Fung O Ling.


适逢反右运动60周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联合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将于在本周六举行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的放映会。《夹边沟祭事》总长6个多小时,讲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肃夹边沟天寒地冻的荒漠、戈壁中,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逾千人被活活饿死。

该片导演、中山大学学者艾晓明接受采访时称,这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却被丢弃和掩盖了几十年,当年幸存者、亲历者死的死、老的老,有的很难被找到,而采访中也遇到了当局的阻挠,整个纪录片的制作能依靠的人力物力也十分有限。艾晓明说:

“这个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我把它记录下来了,2017也是中国开始反右运动的60周年,摧残了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中很多人在随之而来的迫害中不幸遇难,我觉得也应该纪念他们。现在幸存者很多都已经年事已高,现在很难找到,还有一些我找到了也有在我的采访和拍摄过程中去世,拍摄采访也遇到一些阻挠,当地政府不愿意这件事情继续被追踪,整个大的环境也不希望人们再探讨这个事情,毕竟我是一个个人,能够和我一起同行的人也非常的有限,个人能力上也有很多力所不逮之处。

艾晓明强调,夹边沟的伤害和围绕它的抗争一直延续到当下,而人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纪念碑,也被砸碎。

艾晓明告诉本台,由于该主题至今仍是禁忌,中国大陆的观众无法观看该片,而她也因此遭到警方、校方多次约谈:

“内地的观众可以看到那是我最大的希望,因为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也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哪个电影节欢迎我都非常高兴,但是我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些传播的事情。警察现在追着我问,他们也不算是找我麻烦,但是要找我谈话,谈了一次又一次,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艾晓明:“我说多了也不方便。”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上承肃反与胡风事件,下启大跃进和文革,标志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之链上的一大历史转折。但基于“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的底线,反右和文革一样,至今不能被提及和做历史反思。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告诉本台,反右运动的荼毒甚于文革,至今仍有许多人因揭露反右历史遭到当局打压:

“记录了右派分子的苦难经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大陆看不到。现在大陆当局极力封锁那段历史,比如铁流先生他编了一套丛书,就是右派分子写的《往事微痕》,结果大陆不能出版,他自己又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炎黄春秋》登了一些文章,结果也遭到了整肃。现在右派分子活着的都是80多岁了,我倒希望这些朋友活着的应该把那段历史做些记录,现在不能出版我想将来总有一天要出版,中国反右派运动对中国的摧残是极其严重的,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dingdingdddd 发表于 2/12/2018 8:45:18 PM

纪念受难的名师,也纪念默默无名的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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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楼dingdingdddd的帖子

想太多了。

哪朝哪代都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杀兄弑弟囚父奸嫂,灭兄弟家满门的人,都可以成一代圣君,开盛世,称天可汗,万邦来朝。

从小就不教现实世界的残酷,对下一代有什么好处?
BannonUSA3 发表于 2/11/2018 6:57:48 PM
裆也是这么想的,历史课本都要改了嘛。人死了就死了,管他死了多少,权当是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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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广东省开平市(县级市)的农民在1965年-1976年期间的人均收入(现金)

上面这张截图来自于“广东

省情

数据库”网站中

如下这个地址

的网页上刊登的

《开平县志》

的电子版的第五编→第二章→第八节:

http://www.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14783&siteid=kps&sitename=%E5%BC%80%E5%B9%B3%E5%B8%82%E5%9C%B0%E6%83%85%E7%BD%91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1965年开平县各个公社生产队在年底“分红”——发工资时,

“分给社员”

的工资(现金)的总金额是2146万元,

每人的平均年收入

是53元,

1976年则是64元

,1975年时是65元,比1974年的76元还减少了、倒退了

“中华书局”出版的

《开平县志》的纸质版(上、下两册)

70年代的农村到底有多穷?[转载]
作者:李锦
文章来源:《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此文原本是那本书中的一节内容,此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搜狐”网“社会”频道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获得的:
http://www.sohu.com/a/144687029_729525


    

1978年,全国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就是说,现金收入只有13元左右!——楼主点评)


    

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

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1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下面是记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10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10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

按动快门

,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3口人挤在这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90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中略)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

妇救会

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3点才做饭。老妇救会员约60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3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了21年干部。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为什么懒,还不是因为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再说既然富裕就是原罪,就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那么大家一起穷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村处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粮39公斤,老百姓靠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钱,而且这还是实物折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全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30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可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酒瓶。

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出过贼,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

。【注:皇权时代,用“路不拾遗,夜不避户”来形容太平盛世。那时,也堪称“太平盛世”哇!】(楼主点评:就是说,这个村子里别的农民家大多穷得连房门都做不起!这个山东省沂蒙山里的村庄的大多数农民在冬天时还不得冷死呀!做房门要有铰链、门销(门栓)、钉子等材料和锤子、刨子、锯子等工具,当年如果要请专门的木工帮忙做门,应该只能去县城的“集体(性质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木器生产合作社,出钱叫它派它的“职工”——木工来做。


1969年4月底四川省乐山市棉竹公社第二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1967年毕业于乐山市第一中学高中的4位知青在当地的生产队队长高久明的陪同下,接受当地一位贫农老大娘在她家的茅草屋前 进行的“忆苦思甜”教育。图中从左至右分别是路基、朱宏图、王小方、老大娘、彭友根、高久明,大娘的脚上穿的是草鞋和玉米叶充当的,御寒用的“袜子”。拍摄者是时任乐山“地委”机关报《跃进报》记者的邓洪秀。图片来源:“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一百辑上的文章《一组知青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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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Hitler killed other people. Mao killed his ow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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