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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并不存在:罗伯特·弗兰克谈摄影

顾铮/编译  

一个“在美国的外国人”改变了美国摄影,不,改变了世界摄影的方向。此人名叫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一本书改变了现代摄影表现的潮流。这本书叫《美国人》,它被称为现代摄影的“圣经”。
  1955年,作为第一个获得古根海姆财团奖金的外国人,弗兰克开始了为期约两年的全美摄影大旅行。1958年,弗兰克从旅行中拍摄的两万张底片中选取了八十三张编成了一本名叫《美国人》的摄影集。此书先在巴黎出版,1959年,该书的美国版由“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作序在全美发行。《美国人》以开放性的、充满诗意却又饱含忧郁的风格照片,打破了统治美国摄影界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趣味,一举改变了现代摄影的审美取向。在弗兰克的镜头里,当时正处繁荣期的美国成了一片颓败、孤独、感伤的大地。那些感觉良好的山姆大叔的心受到伤害了,攻讦接踵而来,甚至有人给这本书扣上了“共产主义”的大帽子。当然,事实证明,最伟大的艺术家往往以其敏锐的感觉先于世人预言某种变化,窥破某种内情。弗兰克毫无愧色地跻身于此类艺术家之列。
  就《美国人》的摄影而言,也一反以往的摄影表现准则,影调、焦点、构图等似乎都有意在与人们习以为常的习惯作对。它们令人感到充满挑衅的作对,一种有意识的无视、忽视与我行我素。然而,就是这些对焦不实、构图失衡、颗粒粗糙的照片,却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摄影家们欣然接受,并把现代摄影从此带上了强调个人主观表现的道路。而当弗兰克的风格为人们群起效尤时,他马上悄然收起照相机,走进了电影与录像的创作天地。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对摄影史的贡献,再不断地复制自己已经毫无意义。就连自己的生活,弗兰克也讨厌一成不变。他后来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的马布住了下来,对俗世保持一种超脱的姿态。
  弗兰克1924年出生于瑞士苏黎士,1947年来到美国纽约。他先从事时装摄影,后因厌恶时装界的虚浮而转向报道摄影。未几,以一部《美国人》一鸣惊人,奠定在摄影史上的坚固地位。1994年10月,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举办了名为“出动”的大规模回顾展,为弗兰克这位现代摄影的“教父”作一次全景式的扫描,以肯定他对世界摄影史的巨大贡献。
  杰姆·贾姆希(以下贾):你刚刚到纽约的时候干的是什么事?从瑞士来到美国,是作为见习摄影家开始工作的,因为你不想做跟你父亲相同的工作。他是做什么的?
  罗伯特·弗兰克(以下弗):实业家。做的是收音机的进出口工作。进口到瑞士来销售。当时是从欧洲与瑞典、还有英国进口。在二战期间受到大幅度的限制。这就是我父亲的工作。1947年到纽约的时候,由于我不会说英语,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惴惴不安的心情,几乎听不懂,人家说话的速度又极快。有一次向某个男人问钟点时,那个男人站在那里说:“我知道现在几点钟。”贾:可就是不想告诉你时间。
  弗:是的。我感到了害怕。
  贾:回顾过去你觉得无聊吗?
  弗:自己想要的东西肯定会到手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里边有某种——虽然不是公平,但我想这就是人生。
  贾:但也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也付出了代价。
  弗:而且在付出之后还不能生气。回顾过去,“哎呀,我牺牲了这么多,代价太大了”,这样的话还说不出。只是埋头前进,不回头。
  贾:你的作品里有许多个人化的东西。你的作品是不能与你的生活、或者说你的人生的个人事件分割开来考虑的。在你拍摄的电影《最后的晚餐》中,虽然表演成份相当多,但即使是那样的作品,个人化的东西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弗:我想,个人化、让个人的东西露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事。人家总认为个人的事情就等于真实。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贾:如果是个人的东西,反而风险更大。因为在看自己的作品时,要与出现在作品中的一部分自己相对,它要反过来看这边的。这比光是造一个故事要难多了。
  弗:啊,那是很可怕的大事情。因为这是变换。人家问我:“为什么你做这种个人化的东西?”最简单的回答是“因为我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做过的、体验过的事情,就明白要怎么样来说它。我就这样看着这个人,这么回答:这是我的反应。我这么说着我就走了。但是如果拍成电影,对我来说,这就不像是事实了。没有现成的例子。这……,在《最后的晚餐》中的儿子的说话方式——如果想到帕勃罗(译注:弗兰克的儿子,患有精神病,已于近年去世)就非常难过——那是我想说的话,或者说是我对于发生在帕勃罗身上的事的感受,而电影中儿子成了我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对真实作了编辑变形了,这就不成其为真实了。我认为在照片那里有时真实还会在的,《美国人》就是因为那些照片看上去很真实,看上去拍摄下了那个时代,所以才能够这么长久地留存下来。的的确确这是那个饭店、睡在地板上的婴儿确实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那本书能留下来就是这个原因,它有某种符合真实的东西。
  贾:在你年轻时,有没有让你受到过启示的艺术家?在苏黎士的时候,受过达达主义者的影响吗?
  弗:没有。基本上是作家,法国的作家与法国的电影对我的影响,都是战争期间可以看到的老电影。战争时期我是17或18岁,那个时候可以看的电影,也有美国电影。比如说沃拉斯·比里的电影,我喜欢他。在瑞士进电影院是一件大事情。不到18岁,是不能去看电影的。
  贾:为什么?
  弗:是那个地方的规则、或者法律吧,认为青年人看了电影也许会堕落。当时的瑞士几乎没有外国人。国内全部都是瑞士人,人人奋起坚守国土与习惯,不使之受污染或损坏。此外像加缪这样的作家写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我最初读他的书是在1940年离开瑞士的时候。1946、1947年,加利努、萨特他们的书,也对我很有影响。特别是加缪,他的书,我至今还在反复看。他写的东西非常容易理解,这个人可以以最简朴的语言来讲述非常深刻的思想。我虽然受他的影响很大,但因为我是一个视觉人,所以没有想要模仿他。我也不可能像加缪这样来写。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之外又从另外的事物接受影响是一件好事,这与我从柯特兹、卡蒂-布列松、沃克·埃文斯那里受的影响不同,当然我从他们那里受过一些影响,但由于自己无法控制,总之,没有到“想受卡蒂-布列松的影响、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这种地步,这样才能拍照片。不过更强的影响是从书本上来的。
  贾:那么从视觉那方面没受过什么影响吗?画家什么的?
  弗:从抽象画家那里受过影响。更多的倒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与以前的传统脱离,感到非常富于魅力,与跨掉派一样的东西。
  贾:这是你来纽约之后的事吧?
  弗:是的。与他们认识之后。
  贾:当时的作家也过着非常边缘人的生活呢,跨掉派的那些作家们。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1958年4月,你与克鲁亚克一起到弗罗里达去。
  弗:我们从《生活》画报拿了些钱一起出发,带上他的母亲与她养的五匹猫,一直把她送到家。我拍照片,他写东西。《生活》画报出钱,他们不喜欢摄影,说我的照片看上去像俄罗斯,结果照片没有登出来。常青出版社出版了这些照片。他写了这次旅行,以他的风格。
  贾:跟他一起开车去的吧?
  弗:他没有开车。就睡在汽车的后面。坐起来后就这么说:“好,到那边去,我坐到前面来了”、“做了梦了”,因为他每天一定要做梦。他是个非常沉稳的人,根本没有小心眼。真是非常的正直,是个好人。
  我受过克鲁亚克的影响。人们经常说我是跨掉派,这完全搞错了。因为立场不同。我负有现实的、重大的责任,有家庭、有两个孩子,没有去追随跨掉派式的生活方式。他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们支持完全的自由,我是这么认识他们的。而我却不拥有他们所有的自由。但是与他们相识让我得救了,特别是克鲁亚克,此外恐怕还有金斯伯格,我很喜欢他的诗《卡第绪》。我来自另外的文化、来自欧洲,熟悉美国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即使是棒球规则也花了很长时间。我不断地看书,托马斯·沃尔夫、舍伍德·安德逊等人的书。在这个国家拥有影响力的人是迪伦。我受过迪伦的影响。我认为他的诗、歌都很棒。他是一个明白人,他能够传达这个国家的事情,他能够叙说这个时代、他的时代的种种事情。
  贾:女性给过你灵感吗?她们给过你强烈影响吗?
  弗:我想让女性给我灵感,像荒木那样。他确实是被女性开启了灵感。这是根本。我喜欢女性,但就这点说却很复杂。因为我不是那么开放的。不过,比起其他事来,我更想要让女性来启发我的灵感。
  贾:你看上去像是被她们启示了灵感似的。你认为没有受过她们的启示吗?
  弗:虽然受到过,但没有显示出来。你知道这样的歌词吗?那是迪伦的歌,“再怎么跟在葬礼后面走,却是什么也不明白”。我喜欢这句歌词。也许这可以在照片中表现,但电影却不能。啊,确实给了我强烈的影响。给了我灵感。
  贾:听说你在底特律与阿肯色被逮捕过?
  弗:是呀,在底特律被捕是因为我进入了黑人区。
  贾:是在拍摄《美国人》的时候吗?
  弗:是的,是去音乐会。那个地方完全是黑人区。坐着汽车的妓女到旅馆里来,我与她一起兜了好几天风,她给了我许多指点。她一直注意着路上动静,她坐在前座,有时会突然钻到座位下说:“不能让人看见,警察在”。我忘不了与那个女人一起坐车的事,她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钻下去的。他们逮捕我是在音乐会结束后的深夜。警察站在我的车旁边,说“把行李箱打开”。那里面有一张在买这部车时就已经在那里的车牌。他于是说:“持有两张车牌是违法的,因此逮捕你。”不过拘留所并不是太坏。第二天让我用拖把打扫走廊外面,我还相当喜欢干呢。我心里明白可以出去,因此根本就没有担心。不过在阿肯色的逮捕事件就严重多了。那是早上的事情,两部车子逼我停了下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一走出车子,一个警察就说“举起手来”。他们盘问我后,说了声“好呀”。然后他们看一眼我的车子,上面有一只已经半死的鸟,还有那么一口气。一个警察用靴子把那鸟踢了下去,用脚踩它。我看着他的举动,心里明白这下糟了。他们这不是在愚弄人吗?他们怀疑我于是把我关进了拘留所。
  贾:那是早上五点左右在什么小街上发生的事吧?
  弗:在小洛克附近的小街上。他们对我说了声“好呀”就让我坐上了他们的车,不让我开自己的车。他们问我在干什么,我想要说明,但他们关了我三天,并取了我的指纹。他们干的事情可真妙,把我和一个黑人关在一个房间里,这是很少见的事。我已经忘了那个人的事情了,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那个地方相当破旧。接着我让他们拿食物来。来了个少女,是个黑人少女。她从什么地方拿了食物,我忘不了那个少女看我时的神态。对她来说这是无法相信的事,我跟一个黑人关在一起。这是我在那次见过的唯一一张同情的面孔。警察们根本就是虐待狂。早上、晚上都把我叫出去审问。那家伙坐在桌子前,把穿靴子的脚搁在桌上,开口说:“那么说你是犹太人了?”我说:“是的。”他说:“你说意第绪语吗?”我回答说“不”。他说;“你让我相信你呀?”于是他从什么地方叫了个说意第绪语的人来。让他跟我说话。然后他又说:“你认识谁呀?”贾:想要确认一下。
  弗:是呀。我害怕起来。为了让他们知道我有关系,我就说我是瓦格纳市长的朋友。他们又问道:“这个古根海姆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是在纽约的犹太人。”他们也太无知了。
  贾:在阿肯色是把犹太人与黑人关在一起,与白人隔离开来的。
  弗:置身于外国的这种目无法纪的地方,才知道了什么叫虐待,这样滥用权力真是可怕。过了两三天他们终于放了我出来。他们检查过车子,没收了我的胶卷。后来虽然归还了胶卷,但却把放在车里的两三瓶酒打开后扔在了地上。
  贾:欺负人才让他们高兴呢。
  弗:然后这些家伙说:“好了,接着到哪里去呀?”,我说:“从这里出去。”他们又说:“直到你越过密西西比河为止,我们一直跟踪你。”我看到他们在后面转换方向时真是高兴。这帮人太可怕了。还有怪事呢。在1960年代初我申请美国国籍时,当局当然持有关于我的档案。一个黑人女性向我发问,就是能用英语读写吗这种问题。她说:“你被逮捕过吗?”我回答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不能成为美国人的话,那我就选择不做美国人。尽管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我就是不想再谈到这事了,在阿肯色被逮捕的事。而她也就放了我一马。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贾: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没获得美国国籍。
  弗:那当然。报告有无逮捕记录全在她手中,显然是┅┅贾:她没有说。
  弗:显然没有说。他们送回了我的指纹,但没有消除逮捕记录。我并不在乎。我只是想证明他们做错了事情。我这边请了律师的,回答说:“那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必须逮捕可疑的人,身上有臭味的人,两个星期没有洗澡的人,有外国口音,带着纽约车牌的人┅┅”贾:你为什么想到要拍摄电影?
  弗: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相信成功,怎么说呢,不管是我的摄影还是什么别的。美术馆的家伙、经纪人总是说:“那家伙的作品棒。”现在只要我做摄影,他们只会说好。因此我现在根本没有兴趣再用摄影来证明自己的才能了,那不过是存在银行里的钞票而已。但电影就值得做了,因为也许会有失败的危险性,这才有做的价值。不管是哪个电影导演,都是做好失败的准备来拍电影的。可我的情况有所不同,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目的,风险是我个人承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有这么做的经济上的自由。
  贾:你曾经像作自我批评似地说注意到了自己被神话化了的某些方面,我想那不过是为了生存,保护自己生活下去的方法而已。也就是说,从《美国人》面世以来,比如说你把自己并不认为是好的作品送人的话,他们会用它来赚大钱。尽管他们并不明白这张照片是好是坏。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梵高的画今天值五千万美元,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却是一钱不值?他那时根本卖不出画。这就像在艺术家的周围做游戏似地┅┅弗:对于所有艺术,都有某种市场操作在。
  贾:因此他们通过这种操作来赚钱。但在这里必须慎而又慎的是,不为这些所动忠实于自己的作品,忠实于自己的人生。
  弗:这要到上了年纪才能明白。对年轻人来说要能够承受金钱的压力是非常困难的。克鲁亚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成功的时候,他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他有了钱,但有钱的人,想要赚更多钱的人围上来了,根本就无法接受成功了。只要看一下金斯伯格,他们之间的对比,看他是怎么面对的,理智地面对。不知道怎么的,一旦上了年纪,在面对成就时,情况就变得简单了。让我给你朗读一段弗利纳利·奥康纳(译注:美国女作家。)小说中的话:“我主张所有种类的真实、你的真实和所有其它人的真实都是有的,但在所有这些真实的背后,却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根本没有真实。所有真实的背后根本没有真实是我与这个教会所要向你们说的。你本来所在的场所消失了,你想要去的地方不在那里,你现在呆着的地方只要你不离开它就不会变成一个好的场所。你的居留地在哪里?哪儿也不是。在外面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可呆的地方。”这段话很透彻地说到了真实并不存在,是我非常喜欢的文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它贴在墙上,后来丢失了。我并不太明白为什么它能一语中的,嗯,这是老人的领域吧。人上了年纪后,就要给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了,以前做的事情呀,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呀,或者说为什么人生就这么一点点呀什么的。我向来认为说出真相是很重要的事,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就少谈真实了——以视觉的手段。如果是文章的话也许可以更多地谈论真实。而摄影与电影就无法这么谈了。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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