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把“桑给巴尔”这个地方带到世人面前

碧蓝的印度洋上曾经有座极具历史影响力的小岛,它曾是印度洋贸易的中间站,是郑和下西洋的所经之处,是阿曼帝国的首都,是斯瓦希里文化的汇集地,是冷战最严峻时期几近成为的“东非古巴”,同样也是《文明》玩家心目中永恒最爱的商业城邦。桑给巴尔——这一地理名词随着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



我们虽然称古尔纳为坦桑尼亚作家,但古尔纳的成长环境是在桑给巴尔,生活的环境在英国。他所创作的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非洲本土文化形象,反倒是一种于异乡时对于非洲身份的思考。古尔纳笔下所投射的历史,并非是非洲本土的历史,而是对非洲历史在困惑中产生出自己的理解。即使在坦桑尼亚文学界,也有部分人认为古尔纳是桑给巴尔裔而非坦桑尼亚作家。虽然古尔纳1967年才离开桑给巴尔,当时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已经宣布联合成为坦桑尼亚。那么为什么仍然会有坦桑尼亚作者认为古尔纳只是桑给巴尔裔作家呢?这是因为坦桑尼亚虽然在1964年名义上已成为一个国家,但直到1972年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遇刺之前,桑给巴尔与坦桑尼亚大陆之间并无多少联系。桑给巴尔依然保持较为独立的行政管理。卡鲁姆有句名言,“联合是一件外衣,天气冷的时候我就穿上;否则我就脱下它”。这句话真实的表现了当时联合后坦桑尼亚的内部关系。所以,理解古尔纳文学背后的历史问题,仍然需要对桑给巴尔的历史进行考察。这其中,最重要是理解桑给巴尔独立史和1964年1月12日的桑给巴尔革命。


桑给巴尔革命爆发时间非常短暂,起义军仅仅一个上午就占领了桑给巴尔的行政中心——石头城。这是东非历史上第一场暴力推翻政府的政治行动。在桑给巴尔革命之后,由非洲-设拉子党(Afro-Shirazi Party)和乌玛党(Umma)联合组建的桑给巴尔革命政府,开始朝着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进行改革。1964年1月到4月间,桑给巴尔革命政府宣称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对抗反动派的一次社会革命。然而,随着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乌玛党领袖巴布(Abdullah M. Babu)在同年4月坦桑联合成立坦桑尼亚之后被驱逐出桑给巴尔,桑给巴尔革命政府的意识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他们此刻将被革命推翻的桑给巴尔联合政府表述为“阿拉伯人窃取国家独立果实”的外来政权,革命则代表了非洲人将桑给巴尔从殖民主义和外国压迫中解放出来。时至今日,这种历史建构模式下的桑给巴尔被描述成为处于英国和阿拉伯双重殖民之下,阿拉伯人形成了最上层阶级,而非洲人则位于最底层阶级。革命所代表着反抗殖民主义,最终在知识界反复循环的话语下,演化成为一场非洲民族主义主导下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在这一模式中,桑给巴尔第三种身份已无任何立足之地——这就是桑给巴尔曾经占据多数的设拉子人(Shirazi)。


在桑给巴尔的历史中,生活在那里的人一直存在民族间通婚,表现上具有混血特性,在斯瓦希里文化下作用的民族,被统称作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换言之,他们就是在桑给巴尔生活的本土人。在这个意义上,出生于桑给巴尔的古尔纳,实际上就属于设拉子人的范畴。


16世纪之前,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由各自独立的政体组成,并非形成统一的中央行政体系,其身份来源核心追溯至“来自波斯设拉子地区”的传说。换言之,桑给巴尔设拉子人的身份由来是一种政治身份想象下的产物。


桑给巴尔的本土人历史上并没有严格的种族性划分,他们共同的情感投射归属于是伊斯兰文化。实际上,这是桑给巴尔的一种文化特色,即当地人并不以人种来划分身份。历史上,桑给巴尔的常居人口都是混血。并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种族分明的情况。20世纪初,桑给巴尔沦为英国保护国之后,英国殖民者为统治需要将桑给巴尔开始以人种身份进行区分,这里也包括对设拉子人的划分。可以说,桑给巴尔种族类别下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20世纪20年代开始,设拉子人对于身份的认同一分为三(分别为哈迪木设拉子人,图姆巴图设拉子人,奔巴设拉子人),他们对于自身的身份划分带有政治性的隐喻,但并未发生矛盾性的冲突。设拉子人本来是桑给巴尔本土人的一种区分于阿拉伯人与非洲黑人(他们所指的“非洲人”是没有出生在桑给巴尔,但移民到这里之后有一定居住时间的非洲大陆人)的说词,后来设拉子又被一分为三是英国殖民时期为方便对桑给巴尔的统治所给予的定义,这种身份界限自身毫无意义,但在桑给巴尔“政治时代”选举过程中反而被强化成一种政治身份。


桑给巴尔自1957年第一次选举以来持续不断的冲突,是想象中政治身份的对立。同样带来了这一切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百余年来政治平稳的桑给巴尔,为何从1957年到1964年短短数年时间里,最终走向暴力仇恨的边缘?


在桑给巴尔独立史上,1957年至1964年之间桑给巴尔民族主义者与非洲民族主义者之间激烈的党争时期,又被称作“政治时代”(斯瓦希里语Zama za Siasa)。“非洲民族主义”一般指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其共同情感投射的并非族群,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种族,这是因为绝大多数非洲地区在殖民时期并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所以,这种民族主义与东西方存在的民族主义有着较大的差异。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则将共同情感投射于桑给巴尔国家本身,桑给巴尔本身自素丹国(Sultanate)【1】建立之初便具有国家属性。


在桑给巴尔的“政治时代”的七年中共出现四次选举,1961年因立法委员会选举结果相同甚至出现了同一年两次选举。然而,同当时东非各殖民地不同的是,正因为桑给巴尔自身拥有两种民族主义——非洲民族主义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使得岛内自1957年以来的每一次选举都陷入种族、文化与狭隘民族主义的相互冲击之中。独立前的四次选举结果并未使得桑给巴尔和平走向独立,反而让其成为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一个随时可以被民族主义点燃的火药桶。这也引发了最终的桑给巴尔革命。


桑给巴尔最早出现的民族主义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其起因同样源于非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受的洗礼。桑给巴尔民族主义的兴起与非洲民族主义和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阿拉伯人有关。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亨利·波特(Henry Potter)爵士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与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者有相似之处,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自由。但较为年长的阿拉伯人不太喜欢这一点,他们认为阿拉伯人的利益不同于非洲人的利益。”然而,桑给巴尔民族主义的趋势并未随着老一辈阿拉伯人的反对而降低,桑给巴尔的阿拉伯协会在不断吸收海外归来的年轻阿拉伯人,其中不乏阿拉伯皇室成员。在受到纳赛尔的埃及革命启发后,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核心成员来自于阿拉伯协会,其中,阿里·穆辛(Ali Muhsin)和阿摩尔·扎霍尔(Amour Zahor)通过对当地地方政党的改造,最终形成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Zanzibar National Party)。它的主要政治诉求是要求成年人拥有投票权,废除立法会中按种族划分的代表权,以及桑给巴尔素丹国立即独立。可以说,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从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了英国殖民者。


桑给巴尔民族主义超越种族的独立意愿开始让英国人感到担心。英国殖民政府开始着手遏制桑给巴尔民族主义的态势,鼓励一个反对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且忠于英国的政党出现。桑给巴尔非洲人领导下的非洲-设拉子党(Afro-Shirazi Party)的雏形非洲-设拉子联盟

(Afro-Shirazi Union)悄然形成。桑给巴尔由两个大岛与多个小岛组成,其中两个大岛分别是温古贾岛和奔巴岛,一般谈及桑给巴尔通常单指温古贾岛。奔巴岛虽远离温古贾岛的石头城政治中心,但奔巴设拉子人反对与非洲黑人或者阿拉伯人联系起来。正是由于奔巴设拉子领导人的强烈反对,非洲-设拉子联盟的存在仅仅是徒有其名。


1957年,桑给巴尔举行第一次选举。仅仅成立一个多月的非洲-设拉子联盟得到的支持率甚至都要高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随后,非洲-设拉子党正式成立。


1957年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彻底失败,使得该党借由阿拉伯协会保持的传统政治优势受到威胁。阿里·穆辛在吸取上次的教训后,明白了如果想赢得大选,必须依靠有组织、有纪律的现代化政党。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请在英国的巴布返回桑给巴尔,对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进行党内改组。巴布是桑给巴尔第一代参与反殖民斗争的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在巴布本人看来,桑给巴尔政党变革的路线十分明确,桑给巴尔的未来政治应延续与模仿两条政治路线:第一条是泛非主义路线,第二条是中国革命路线。巴布的目的是要把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建设成一个团结全国反对殖民主义的群众党。他试图在反殖民思想的基础上,把所有种族集团和阶级的人团结在一起,但也强调种族内部存在阶级差异的现实,以及团结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必要性,意图将桑给巴尔国家独立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结合。因而,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开始得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1958年,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与非洲-设拉子党第一次进行了合作,两党成立了“桑给巴尔自由委员会”(Zanzibar Freedom Committee)。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61年进行第二轮选举的宣布,此次选举引进了部长制,即选举结果得以影响独立后政府的组建。两党重新回到1957年选举前的紧张气氛。


1959年,非洲-设拉子党方面出现奔巴设拉子人集体退党事件。该事件直接导致非洲-设拉子党分裂和桑给巴尔奔巴人民党(Zanzibar Pemba People's Party)的建立。奔巴人民党的成立同时也是对非洲-设拉子党的设拉子部分拆分的结果。从表面上看,这是非洲-设拉子党党内的矛盾,但非洲人与设拉子人的分裂本质上表明,这两个群体越来越无法就基本的政策问题达成一致。


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方面,面对巴布在党内日益增强的威望,穆辛与巴布在党内的矛盾已悄然埋下,二者的矛盾不仅仅在于政治权利上的斗争,更重要的一点是,巴布所带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然与穆辛一直提倡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相左。


1961年的两次大选结果(因为第一次大选席位相同,导致同一年两次大选)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在获得奔巴人民党的支持后,获得大选胜利。1961年的大选让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掌握了桑给巴尔独立前后政治上的主动权,但也引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此次冲突是在桑给巴尔石头城爆发。非洲人常居住的恩格博地区共有10人遇难,此外还有15人身受重伤,63名非洲人与79名阿拉伯人受到轻伤。对于此次暴力事件,政府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桑给巴尔人民在1957年7月的第一次大选后或多或少一直受到来自于‘文字轰炸’(bombardment of words)影响……我们列举了一些可以被称为政党媒体的案例留为证据,虽然在某些国家,纵容的暴力语言可能不会造成任何实际影响,但在桑给巴尔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在煽风点火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字轰炸”是委员会主席福斯特·萨顿爵士(Sir Stafford Foster-Sutton)自创的一个词语,在他看来,桑给巴尔的矛盾冲突是由于选举前双方知识分子过度的政治宣传所导致。此次暴力事件是桑给巴尔民众受政党宣传影响引发暴力的一个缩影,并非完全是一次族群冲突的事件,但最后被非洲-设拉子党渲染成一种族群问题,借以对支持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人进行威慑。


穆辛在处理非洲-设拉子党的政治威胁的同时,将目光投向党内的左派。在穆辛的推动下,桑给巴尔英国殖民政府以纵火案的罪名判处巴布18个月监禁。1963年4月29日巴布被释放,桑给巴尔独立前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党内矛盾终于爆发。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分裂,对桑给巴尔之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非洲-设拉子党的分裂是由于非洲人与设拉子人在民族方面的争执,那么,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内部的斗争则是由于巴布与穆辛在意识形态上争论导致的结果。【2】


巴布1963年6月宣布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走向决裂的直接原因是巴布本意希望巩固自己的势力与话语权,试图让桑给巴尔工会获得立法议会上的6个安全席位,而穆辛则拒绝了这一提议。于是,1963年6月,巴布宣布退出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自行成立乌玛党(Umma)。1963年7月,巴布选择与非洲-设拉子党组成政治联盟。


1963年,伴随着桑给巴尔最后一次选举。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与桑给巴尔奔巴人民党组成的政治联盟获得胜利。1963年12月10日,桑给巴尔政府宣布独立,桑给巴尔联合政府成立。桑给巴尔“政治时代”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双重民族主义下桑给巴尔社会的分裂。对殖民统治的普遍反感,实现自治的共同愿望,以及参与实现这些目标的长期努力,并没有在桑给巴尔人之间产生显著程度的团结。事实上,桑给巴尔的双重民族主义伴随着的是桑给巴尔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最终引发的结果便是独立一个月之后出现的桑给巴尔革命。



桑给巴尔革命之后不久,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进行联合——革命为坦桑尼亚联合提供了一个契机。桑给巴尔总统(即使在坦桑联合之后,桑给巴尔仍然保留总统的实职)卡鲁姆一直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将设拉子身份排除在桑给巴尔政治之外。古尔纳在他的处女作《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中谈到1967年的桑给巴尔,“拒绝回答有关种族的问题是对英国人的蔑视,是对统一和国家地位的信念。现在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是违法的”。桑给巴尔问题源于欧洲殖民下对于种族建构导致的对抗,坦桑联合之后,桑给巴尔超越种族的社会主义因素消散,种族问题的幽灵再次回归桑给巴尔。实际上不单单是桑给巴尔地区。坦桑尼亚大陆、乌干达等各地同样出现了强烈的种族排外情绪,尤其是针对印度裔的排挤。


卡鲁姆深知,桑给巴尔独立时期导致严重的政治裂痕,统一身份认同是消除种族裂痕最好的方式。1970年1月,卡鲁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了《设拉子的身份不是桑给巴尔人民的遗产》(Ushirazi Sio Asili ya Watu wa Zanzibar)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之中,卡鲁姆称,设拉子身份是英国殖民政府故意捏造出来的,意在制造桑给巴尔的分裂。然而,身份统一的背后,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悄然消失于历史中。


桑给巴尔政府行政上的身份统一,使得设拉子人身份终被纳入非洲人的行列,桑给巴尔的政治被简化为二元结构——非洲人与阿拉伯人的对抗。在历史话语重构之下,桑给巴尔革命初期,有42%的人认为自己是设拉子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20%。绝大多数设拉子人将身份认同转变成为非洲人。随着20世纪90年代坦桑尼亚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政治的松动使得桑给巴尔地区对于设拉子人在历史上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质疑不断增加。在1999年的调查中,27.5%的人认为自己是设拉子人,这一数字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加。设拉子人的自我身份归属感并未消失,但是,这种身份在当下的历史记忆中却几乎荡然无存。


今天的坦桑尼亚已不再把设拉子人列为一种身份。虽然有时部分资料中会看到将设拉子人与斯瓦希里人划为等号,但实际上,斯瓦希里作为一个自我认同的术语早在1948年就已经消失。根据格拉斯曼(Jonathon Glassman)的研究,斯瓦希里人身份逐渐消失的原因与奴隶贸易的中止有关,因为“斯瓦希里”这个词更多与“奴隶的后裔”产生联系。所以,这也是研究非洲斯瓦希里文化现象的难点,即如何理解斯瓦希里人。现如今所谓的斯瓦希里人和历史上的设拉子人在语境上是不相同的。从非洲的身份认同范式而言,说斯瓦希里语的人和斯瓦希里人并不划等号,斯瓦希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术语,而不是一个种族术语。


对于桑给巴尔政治历史发展的批判与反思尤为重要,因为坦桑尼亚所引以自豪的斯瓦希里文化是非洲多元文化的代表,桑给巴尔地区是这一文化集中体现之处。肯尼亚政治学家阿里·马兹鲁伊在“三重遗产”思想中谈到,“非洲是在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重文化下不断融合形成的,三者同时具有竞争力和互补性。”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也并非种族上的阿拉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像尼日利亚北部的富拉尼人。对于将非洲历史简单理解为种族对抗的叙事方式,坦桑尼亚学者谢里夫同样认为,在审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史的过程中,“种族身份是人们对自己或他人形象的投射,用这些肤浅的思想来分析历史,就是‘书写表象的历史’”。卡鲁姆的身份统一政策是为了构建坦桑尼亚统一的身份认同感,然而历史并非总是呈现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古尔纳的身份困惑提醒我们宏观非洲历史背后还有很多曾被历史放逐的人生,他所处那个时代已经是非此即彼的身份选择——非洲人或阿拉伯人,但他选择了第三条路,桑给巴尔。


加强对于非洲各个地区历史的了解,不应只是一种对信息的接纳与固有认知的总结。从桑给巴尔独立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段历史是造成古尔纳笔下主人公在身份困惑方面的主要原因。但我们也应看到,他书中表现出对于非洲故土的思念和遗憾。“也许这与大海有关……大海是如此平静,如此美丽明亮,闪闪发光,看似坚硬牢固,实则暗藏险情。我渴望有着一片美好坚实的土地让我立足。”毫无疑问,设拉子人属于非洲,斯瓦希里文化属于非洲,古尔纳也同样属于非洲。



古尔纳在《赞叹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中所谈到,“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温和的民族。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科摩罗人:我们彼此生活在一起,相互拌嘴,有时却也通婚。文明,恰如我们所言。我们喜欢被这样描述,我们也这样描述自己。事实上,我们离‘我们’很远,但我们各自封闭在历史的破屋内,在充斥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怨恨下自我宽恕……我们并非不认识自己,不清楚奴隶制,不理解不公平……但在历史的长河下,我们要说服自己迎接统一的论调。”【3】古尔纳看到的更远,他看到了彼此怨恨的双方,实则都是受到了言语与西方构建下身份模式的摆弄。换言之,在殖民时期西方影响与教化之下,英国所谓“尊重当地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将西方的种族范式引入非洲,成为引发桑给巴尔种族暴力,导致古尔纳等人身份随历史消散的最终原因。


当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之时,我们不应把非洲国家独立的历史继续停留于种族间的纷争。古尔纳文学背后的桑给巴尔历史,多多少少可以视作非洲乃至世界上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一种缩影。以非洲的范式理解非洲,是对于文化的尊重,更是对于历史的尊重。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