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大国制造史:下一个30年,谁主沉浮?

1784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来到詹姆斯·瓦特及其合伙人马修·博尔顿的工厂参观。博尔顿报告:“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


乔治三世不解:“到底是什么?”博尔顿回答:“是力量,陛下。”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让世界从手工时代进入机器时代。瓦特去世后,讣文中写道:“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



“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回顾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不经成为制造强国而走向繁荣富强。


1960 年10 月22 日,毛泽东在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毛泽东对机器、机械化和工业的透彻认识,和中国近代史上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是分不开的。


2020 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会点,中国已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一,到 2020 年占世界的 28%。然而,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依然强烈。这种紧迫感深植在民族记忆里,并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变化继续加强。



1776 年,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这被认为是蒸汽机投入实际生产的开端。这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序言第一句话开宗明义,“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也就是说,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根本。他还强调了“看不见的手”以及分工的重要性。所谓“看不见的手”,是指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段写在《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中的话,被认为是关于市场经济原理的最早也最经典的论述。


1776 年,在一个新大陆上,美国建国。《独立宣言》对人的权利的肯定,是其立国之基。在 1776 年这个时点上,几种不约而同的力量的交会,勾勒了人类实现经济发展所需的一个基本结构:人的自由权利 + 用市场配置资源 + 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完成的。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创业精神,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但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英国逐渐丧失了工业霸主地位。1870 年到 1913 年,英国工业产值增长了 1 倍多,同期美国增长了 8 倍多,德国增长了 4 倍多。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德国。


这是为什么?


美国学者马丁· 威纳在《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中指出,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工业文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工业城市被作家和报纸描写成丑陋的怪物,而乡村静谧、安适的环境被讴歌;另一方面,英国的贵族制度和贵族精神影响巨大,实业家们在积累财富后追求贵族的“典雅”生活,“向上流社会看齐”,开始“绅士化”的过程。他们羡慕贵族绅士不事生产、流连社交的田园生活,不惜重金购买乡村地产,建造宅邸,或热衷从政为官。


在乡绅文化影响下,银行业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工业投资,以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到来时,工业投资不足,技术更新迟缓,设备相对陈旧。后发的美、德等国则率先采用新技术,在合成化工、电力和电子、内燃机和汽车等新兴领域迅速崛起。


当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渐渐弱化时,在北美新大陆,企业家精神正蓬勃发展。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也和清教伦理相关,但更加持久,并因一轮又一轮的移民潮得到持续补充,也更具“冲破旧规则的束缚、创立新规则”的创新性。


卡内基说过:“世上一些古老的民族像蜗牛一样在爬行,而合众国却像快车一样风驰电掣般疾驰而过。”


从钢铁时代到电力时代,再到半导体、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美国的创新从未止步。英特尔公司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说,历史是关于这样一些人的——他们尽一切努力不受历史的束缚,这样才能走出去,做一些精彩的事情。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美国还是英国的学徒,要从英国“进口”技术,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在钢铁、石油、电力、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和英国、德国不相上下。1894 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对于美国制造业的强大,全世界感受最强烈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场战争强化了美国的“世界兵工厂”地位。美国强大制造业的背后有四根支柱,分别是发明家、企业家、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以及开放的移民文化。


20世纪是企业家的世纪,也是管理的世纪、经理人的世纪。1909 年,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他的信念—“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成为 20 世纪管理的奠基石。


美国不是没有过挑战,但依靠科学发明家、企业家和强大的研发、技术与制造基础,总能够创造性地回应挑战。


1965 年之前,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贸易都是顺差,但 1965 年日本对美国实现了顺差,1966 年联邦德国对美国实现了顺差,1971 年美国整个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钢铁、汽车和芯片等制造业支柱产业都落在了德日之后。里根担任总统后, 力主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出“经济复兴税法”,缩短大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促进工业企业加速技术开发。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等方面重新夺回优势,接着又开启了互联网新时代的大繁荣。


在此过程中,与其说是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挥了作用,不如说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把美国带到了新的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硅谷。


今天,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也没有放弃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创新投入。2015 年,美国制造业占 GDP 之比为 12%,但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占美国国内研发投入的 2/3 以上。在芯片、医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化工、航空航天、军工、能源等方面,美国依然领先于世界。




日本制造业的崛起


19 世纪,西方列强在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后,为扩大市场,势必进入人口最多的亚洲。1853 年 7 月 8 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船队,带着总统亲笔信,在日本浦贺入港,提出贸易要求,史称“黑船事件”。


1868 年 10 月 23 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决心“破除从来之陋习,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成果十分明显,它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表面看,日本狂热地模仿西方,穿西装、办舞会,将西方戏剧元素也引入东京剧院的舞台。但实际上,日本的发展有其内源性的基础。在江户时代,日本武士入藩校学习,平民百姓也到寺子屋(寺院设立的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学习读写,初等教育很发达。1854 年《日美亲善条约》签署时,佩里向日本赠送了美国的武器、电报机和蒸汽机车模型。一年后,日本的佐贺藩便成功研制出了蒸汽机车,设置了大炮制造所,仿制出英国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佩里说:“如果日本打开国门,恐怕会成为美国强劲的对手。”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也是拜坚实的社会资本所赐。1946 年,日本制造业生产能力不到战前最高水平的 40%,用经济学家有泽广巳在《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的描述,“简直是人造沙漠”,但在美国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带动的制造需求以及战后重建需求的刺激下,日本工业迅速振兴。更重要的是,日本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 奠定了经济振兴的微观基础。


二战前,日本财阀林立,企业高管岗位都被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大股东把持。1945 年 9 月到 1950 年 3 月,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实行解散财阀的多项措施;1950 年,日本修改旧商法,取消了担任企业董事要有资格股份的规定,保证有能力的企业家可以登上领导岗位。这些新一代企业家大都是凭借经营企业的专长和能力登上领导岗位的,他们很多来自基层,不仅有较高的学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技术人员出身。


当时从基层走出来的企业家包括:日立制作所的仓田主税(战争结束时是该所的笠户工场长)、东洋人造丝公司的袖山喜久雄(原为滋贺工场的兵器部长)、日本石油公司的佐佐木弥市(原为普通董事)、小野田水泥公司的安藤丰禄(原为普通董事)、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的广田寿一(原为技术部企划科长)等等。


技术人员出身的新一代企业家更加重视技术革新的作用,一方面大胆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一方面建立独立的研究体制,把研究和经营相结合。川崎制铁公司的西山弥太郎最先引进美国的现代化黑色冶金技术,建设了日本第一个沿海钢铁联合企业。本田技研公司的本田宗一郎、索尼公司的井深大、三洋电机公司的井植岁男,都是推动日本制造业现代化的技术型企业家。


除了造物,日本企业家还注重“造人”。松下幸之助开创了“终生雇用制”“年功序列”等管理制度;东芝强调把“职工的独创性与一丝不苟的作风结合起来”;东京电气化学工业公司经理素野提出企业经营的“修、破、离”,“修”是首先要学习,“破”是由模仿走向创新,“离”是更上一层楼、开辟新世界;盛田昭夫更加注重产品创新,“最重要的不是去夺得市场,而是善于创造市场”,这是索尼的基因。


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最初深受美国影响。1950 年,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到日本传授如何提高军工品的生产效率,“使生产成为系统”。1955 年到 1965 年,日本生产力委员会向美国派遣了 6600 名研究生产力的产业界代表,其中就有“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他在福特汽车的流水线边仔细观摩,洞察出了大规模生产的缺陷,后来在丰田开创了包括“多品种小批量”、实时存货(JIT)、自动化、看板方式、标准作业、精益化等内涵的丰田生产方式。


日本制造也存在一定问题。曾在日立工作 16 年的汤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说,日本企业在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企业制度过于僵化,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日本制造的“技术过剩”会降低产品的性价比。为了让产品提高 1% 的性能,日本企业往往会不惜增加投入 30% 的成本,久而久之便导致日本制造的成本急剧提升,在价格上失去国际竞争力。


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传统制造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清代前期。1585 年,西班牙人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称赞中国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他们产大宗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林纳达的丝,是该国的一宗最大的贸易”。


洋枪洋炮的冲击,让清政府中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官员看到, 在近代科学原理的指引下,他们原以为的“蛮夷之国”早已在工业化进程中脱胎换骨。


1840 年鸦片战争中,英国铁壳战舰“复仇女神号 ”的马力为 120 匹、铁皮厚 11.4 厘米,清军的火炮无法将其击沉,而它还可以拖起英国的主力帆船,在合适的地点对清军炮台展开攻击。战场较量的背后,也是工业化能力的较量。


这些觉醒之士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原点。



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也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岁月,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以及连绵的战火让中国缺乏一个适合的环境,像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那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然而,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工业化早期的那些名字。1956 年 2 月, 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落后太多,有一种急迫的追赶意识。毛泽东曾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非坦途。1958 年的“大跃进”以“基本工业五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为指针,“以钢为纲”,出现了大量超负荷的蛮干问题。1961 年,中国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工业领域调整的重要方向就是收缩。


由于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只能在相对封闭、备战性、指令性的状态下,自力更生推进工业化。其间既有“两弹一星”、石油大会战等可歌可泣的成就,也有单一所有制、指令性计划所必然导致的不注重民生产品、僵化与低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1978 年,中国代表团出访西欧后才发现,联邦德国一个年产5000 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有 2000 名工人,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 16 万名工人;瑞士伯尔尼一个装机容量 2.5 万千瓦的发电站只有 12 名员工,中国江西的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 2.6 万千瓦、职工 298人;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飞机。


1979 年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这位经济领导人点透了当时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缺少市场调节,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40 多年过去,从产能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并正在迈向制造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实现工业化的最新版本。



无论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中国制造业仍将是世界制造业的基石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故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宏阔和壮丽的制造业诗篇。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这五大制造业国家之后,一批新兴经济体印度、越南、墨西哥也跃跃欲试。但从国家综合能力和制造业的先进性来看,后者与前者还有巨大的差距。


2014 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一直重视“印度制造”的发展,印度市场有潜力,劳动力成本有优势,国际产业转移对印度的改革有预期,所以印度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不少制造业外资的流入。印度是全球第三大产药国,最大的仿制药制造国、出口国和疫苗生产国,纺织业也有很大规模,2018 年还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不过,印度的仿制药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料药,70% 的原料药从中国进口,扑热息痛、阿莫西林等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几乎达到100%。印度手机制造的元器件、零配件基本也从中国进口,产业链很不完整。至于印度各邦的文化差异大、政策执行效率和连续性不够,以及基础设施薄弱,劳动力虽然年轻但知识、技能和组织化程度落后,更是看似不难解决但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


越南有 9600 多万人口,从 1985 年到 2019 年年均经济增长 6.4%。越南劳动力成本较低,美国也一直希望把在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但越南过度依赖为外资代工,三星在越南的所有工厂的总产值相当于越南 GDP 的 1/4,越南对外出口的 1/3 来自三星。靠外资打天下,使得本土企业的成长环境受到抑制,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此外,越南电力发展主要依靠水电,接近极限,不利于制造业发展。


墨西哥有1.3 亿人口,十多年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助力下, 借助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国际产业链的转移,制造业有了明显进步,特别是汽车和电子产业。墨西哥总出口额的 80% 左右面向美国,市场稳定。墨西哥的问题也是对外资高度依赖,没有发展出强大的本土制造体系。


印度、越南、墨西哥将在全球制造业的未来版图中占据更多份额,应该没有太大悬念。这是产业分工的规律决定的。但撼山易,撼中国制造难,中国就像世界,规模世罕其匹,从简单组装到复杂制造、创造智造,均有广阔空间。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力将源远流长,有转移,更有转型、升级和创新。


从二战结束后的过往半个多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全球制造业格局重写,给了新兴经济体巨大的发展机会,但美国也在不断反思。


2012 年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美国企业开始采用“无厂设计”的生产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制造业务外包至亚洲,由此导致对精密制造的需求量减少,从事此类业务的企业锐减,精密制造能力衰退,进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仪表等行业发展出现问题。


显然,制造业的失去不仅关乎就业,更关乎产业能力。很多创新都是需要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的。把制造统统外包,短期可以让公司的财务回报变得靓丽,提升资本回报,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创新土壤送给别人”。


如何看待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说,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回顾历史,我们相信,生产性创新是大国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关键所在。善造物者天助之,有坚强的制造业,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心里不慌。


中国制造业和世界最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行百里者半九十, 路漫漫其修远兮。制造业依然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基石。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制造业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又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一叶知秋。答案装在每一个有理想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家心里。